中国金融市场在过去20年逐步发展完善,不同的子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紧密,这也使得金融市场中的溢出效应得到证实。近年来市场面临着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爆发等诸多不确定事件影响,同时疫情后全球经济政策不断变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资产价格也变化频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不确定性”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分析在不确定性下我国金融市场溢出效应如何变化?针对于金融市场存在的溢出传染现象,我国政策策略层面应当如何抉择与应对。本文选择我国股票、债券、外汇、黄金、商品、房地产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从收益率溢出、波动率溢出、调控策略三方面展开。首先收益率溢出方面,将我国股票市场作为收益率溢出的冲击对象,分析其对于我国其余子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股灾、2018年贸易战、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时的收益率溢出效应。同时结合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价格传导下的输入性通胀分析其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外部溢出效应。在波动率溢出方面,基于TVP-VAR模型后验均值构建的溢出指数DY分析波动率风险溢出网络结构,然后将溢出指数进行频段分解,分析溢出效应的短、中、长期特征。并构建虚拟变量线性回归方程定量分析不确定事件对于波动溢出的影响。最后在调控策略中基于MS-VAR模型分区制讨论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对总溢出指数的调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不确定事件下市场收益率溢出方向存在时变性质。第一,金融危机、股灾期间收益率溢出方向存在差异,而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爆发叠加期间溢出方向一致,且不确定事件下收益率溢出存在明显的跷跷板现象。第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直接使得我国风险资产价格下降,避险资产价格上升。同时会通过输入性通胀途径来对资产价格产生间接传导,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引致的输入型通胀影响程度较小。（2）时变溢出指数模型证实:第一,波动率总溢出指数走势受到了宏观经济基本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突发不确定性事件等影响,新冠疫情爆发时波动溢出水平达到历史最高值。第二,To方向溢出指数和From方向溢出指数看,我国股票、商品、房地产是主要的信息溢出者,也是主要的信息接受者。第三,从Net净溢出指数看,六类资产均处于风险净传递方和风险净接受方频繁切换状态。第四,虚拟变量回归方程表明不确定事件会对金融市场风险溢出产生显著线性影响,新冠疫情期间风险资产净传递能力显著增强,并且外汇市场成为了净接收方。第五,BK溢出指数表明市场波动溢出主要依靠中长期的经济基本面途径,短期并不明显。（3）MS-VAR模型证实:从收益率溢出指数看,第一,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收益率溢出指数存在非对称效应。在高溢出区间下,两者呈现螺旋上升机制;在低溢出区间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收益率溢出水平。第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收益率溢出存在非对称效应。在高溢出区间下,货币增速缺口对总溢出指数影响不显著;在低溢出区间下,货币增速缺口对总溢出指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从波动率溢出指数看,第一,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总溢出指数存在非对称效应。在低溢出区间下,提升利率会加速风险波动溢出;在高溢出区间下,提升利率会降低风险波动溢出。第二,在高溢出区间下,总溢出指数上升会驱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根据实证结果,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建立起金融市场溢出强度检测、评估、预警机制。第二,扩大宏观审慎政策在金融市场中的监管范围,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第三,面对不确定性引起的市场震荡,政策调控应审时度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