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往往合作可以给群体带来好处,但是单个人却面临背叛的诱惑。社会困境总是发生在相互依赖的决策环境中个体进行独立的决策,出于自利的决策却导致群体较差的结果,表现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由于社会困境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人类从小到家庭生活,大到国际的战争与和平的重大现实难题,自然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等多学科面临的重大命题,更引发了以桑塔菲学派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的热潮。然而,由于学科之间的分割,尽管对社会困境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目前我们仍然无法得到一副社会困境的全景图,许多重大难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答。尽管当今人类社会仍被诸如战争、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困扰,人类在几千年来已经以高度的合作精神创造了无比辉煌的社会文明。是什么原因维持了人类的合作精神,又是什么仍在制约着人类更和谐社会的实现?在社会困境的研究中,核心的一块在于对人类合作演化动力机制的探究,以寻找促进人类合作精神演化的根源所在。演化生物学以及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已经提出许多不同的模型解释合作演化的动力机制,然而由于对人类早期生存条件证据了解的缺乏,这些解释也多是停留在假说层面,建立在对原始条件的不同假设基础之上,难以达成共识。社会困境也是经济学中的经典命题。然而在经典经济学的分析中,通常是以非合作的视角来分析合作,也就是假定人的基本倾向是理性自私的,这导致社会困境在缺乏有效外在激励制度安排的情况下无药可解。然而,人类以高度的合作精神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显然并非完全依靠外部激励,如何在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基础上突破,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则成为行为经济学领域近年来的重大进展。但是,行为经济学琳琅满目的模型用来解释不同现象,缺乏模型的统一化则成为之主要诟病而广受批判,行为经济学的模型统一问题就尤为必要。另外,尽管社会困境问题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目前研究中仍主要以抽象研究为主,即以公共物品实验等来模拟现实的困境问题,而现实导向则通常指向公共资源、气候变暖等典型社会困境问题。然而,人类的众多活动虽然并非典型的社会困境,但都具有社会困境的特征,并且在不同问题中具有独特性的方面,如犯罪活动虽然也是社会困境,但由于具有罪恶性,其特征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具有显著差别。因此,拓展社会困境理论在重大现实问题中的应用就尤为必要。与此同时,腐败作为在人类社会源远流长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传统对腐败的认识似乎忽略了其作为社会困境问题的本质。深入考察腐败的社会困境问题本质以及在此背景下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目的、方法与内容要点：针对以上的问题,本研究力图逐个进行一定程度的破解,以对社会困境认识达到更深入的层次。由于社会困境问题的复杂和多层次性,本研究拟使用多学科的不同研究工具对其在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因此,全文会显得略微零碎而缺乏整体性。然而,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社会困境这一中心命题展开。首先,本研究以社会困境为中心,对多学科中社会困境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价,寻找其中的联系与区别,以图把握社会困境研究前沿的总体情况。这些成果主要来自包括演化论、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本部分不同于一般的文献述评,也不是简单的文献堆积,而是以文献证明法的思路通过大量的文献证据来证明而形成一些重要结论,意图从社会困境的学术研究中提炼出更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果。其次,针对经济学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对人类合作行为大量而分散的研究成果缺乏统一性模型的问题,本研究将其纳入以信念和情感情绪决策为中心的框架之下。特别的,本文以心理博弈论为核心工具,将信念依赖动机作为贯穿人类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基础,并以广泛的实验和神经科学的文献进行证明。文献证明法在本部分同样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发挥作用。接着,针对人类合作的演化机制这一社会困境的中心命题,本研究基于早期原始人类严酷生存条件的假设,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困境模型和合作演化动力机制,并将其分别命名为英雄博弈和种群互惠。本文认为,英雄博弈可以较好的刻画人类的原始严酷生存环境中的决策情境。在面临不合作就灭亡的条件下,出于对同类的种群互惠情感,人类会表现出牺牲自我的英雄精神。本部分使用了演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并借助计算机仿真模拟演化动态过程。通过演化分析和仿真表明,在英雄博弈中,背叛者不一定会在合作演化中占优绝对优势,合作者也会保留下来甚至取得占优地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合作者和合作精神,甚至舍己救人的英雄精神没有在演化中被淘汰而繁衍至今。最后,本研究针对腐败这一重大的现实社会困境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由于腐败的非法性和隐蔽性,以往使用调查数据等的实证研究中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本研究使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在真实的激励条件下考察腐败决策行为。本文首次提出将腐败在本质上作为社会困境问题来进行对待,认为官员群体存在不腐败带来的整体收益,而腐败在使个别官员获利的同时伤害官员群体本身,这也是为什么从古自今的各国政府都为反腐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本研究通过实验验证了这一设想。实验发现,追求个体高回报的腐败行为导致群体陷入“腐败的悲剧”困境。进一步的,在社会困境框架下,研究了腐败的两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群组规模和集体失败发生的风险。本研究通过2×2的实验设置考察了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研究结论支持一个小的群组规模和高的集体失败发生风险有利于抑制社会困境条件下的腐败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本研究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先,使用了“文献证明法”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困境这一重大命题进行探讨。本方法主张,使用庞大的现有文献对问题微视角的研究成果为证明,集合形成新的对问题全视角的理论和主张。这一主张区别于普通的文献综述和荟萃分析,如本文第3章以大量零散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为基础,集合提出信念为中心的行为命题。本文还首次对庞大的多学科对社会困境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价,形成全视角的宏观认识。其次,本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困境基本框架——英雄博弈。这一框架有别于囚徒困境、雪堆博弈和猎鹿博弈等经典的社会困境博弈,主要用以刻画人类祖先严酷的生存条件下面临的决策环境。在此博弈模型基础上,提出种群互惠这一新的演化动力机制,用以解释人类如何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发展出牺牲自我、关爱他人的心智结构。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可以为进一步更深入的合作演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基准,倡导以更真实的历史背景条件为基准进行理论分析和仿真。第三,本研究首次提出将腐败作为一个社会困境问题,并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用经济学实验的方法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扩展研究了在此背景下腐败的决定因素。这是对现有文献中腐败的本质与决定因素的有力补充和拓展。同时,在社会困境认识下的反腐败研究和反腐败制度安排应有所不同,具有直接的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