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既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也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符合世界劳动迁移理论和规律。作为流动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群体，农民工的迁移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研究农民工迁移机理，找出这一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对农民工迁移和市民化趋势进行预测，提出可行性调整建议，对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剔除不和谐因素，促进我国农民工有序、有度迁移，逐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推进城乡统筹、提高城镇化水平与社会和谐程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人口学、城市经济学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经济转型期为背景，以农民工迁移及其市民化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入户调研、资料分析、结构式访谈等方式获取信息，利用Eviews6.O、SPSS13.0等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来判断我国农民工迁移的动力、阻力、特点、拐点、趋势、影响，并提出优化建议对策。为了对拟说明的问题进行更生动的解析，在实证基础上，辅以了资料分析结果和结构式访谈内容。认为，（1）农民工迁移的最主要动因为非农经济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其次为城乡在资源、信息、社会公用品等方面的差距。（2）农民工迁移过程明显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发展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户籍制度的放松使农民迁移到乡以外地区务工成为可能，而伴随着1994年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民工迁移的目的由之前的以谋生为主要目的的初级迁移，转变为以发展为动力的现代迁移，因而，农民工迁移演进在1985年和1994年呈现出两个明显拐点。（3）农民工迁移特点鲜明，即尽管迁移目的地多指向城镇、城市，但出于提升资源利用率、转移既往资源积累、增强和扩大即有社会关系网的目的，迁移的过程和载体以乡村网络为主。这一过程，有利于迁移的顺利进行以及其迁移后初期的经济适应，但乡村网络的持久包裹，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和心理适应。（4）未来四年内农民工迁移将以年均1.5%的速度稳定增长,城镇人口每年将增加2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到2015年，将有近1个亿的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对迁移热点地区的接纳、协调保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5）大规模的农民工迁移，在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为农村带来了生产率提高及农村常住人口、户均劳动力持续下降的后果，但我国粮食生产8年内持续增长，这对我们探索劳动要素配置的优化方案提出了有益启示。同时，愈演愈烈的农民工迁移并未带来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相反，每当农民工迁移量增加1%，土地流转就降低1.64%.这与农村保障系统不健全、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土地租金过低和土地依然承担着农民的社保作用有关。农民工迁移发展到今天，群体内部分层明显。作为未来市民化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传统农民工有着教育程度高、职业追求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首次外出务工年龄低、劳动耐受力低的“三高两低”的特征，同时也面临着就业、身份、婚恋等诸多困境。若要推进农民工迁移的合理有序进行和社会和谐稳定，首先要解决好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城市化困境。建议从培育农民工成长机制、解决农民工进城安居工程、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子女读书保障机制、健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引导与保障机制、加强对促进农民工迁移政策的绩效考核等方面来着手。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有以下5点：（1）解析了非农收入与场域拓展作为动力基础在农民工迁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探讨了以城市为指向，以乡村网络为承载的农民工迁移特点，及其利弊；（3）测算了在宏观经济体制变化过程中，1985年和1994年为农民工迁移的拐点；（4）预测了未来4年内农民工迁移的趋势，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前着手进行制度和政策准备提供了数据支持；（5）探讨了农民工迁移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