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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慢性乙型肝炎是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该疾病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医疗费用多年来持续增加。临床患者病程长、疾病特征差异大、治疗方式和医疗费用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医疗费用数据构建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ing,LGMM),揭示广州市慢性乙型肝炎初治患者在长期诊疗过程中直接医疗费用的发展变化轨迹的异质性及其来源,以期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相关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建议。方法: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广州市某传染病专科医院信息系统,该队列研究的患者为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在广州市某传染病专科医院就诊并诊断为“慢性乙型肝炎”的初治患者。数据库中包含一般人口学特征指标、就诊信息、用药情况、医疗费用及明细费用和实验室检测指标。构建适用于队列数据的LGMM模型探讨不同患者群体的医疗成本及变化轨迹,比较不同亚类人群直接医疗费用增长变化趋势及明细费用构成、抗病毒药物使用情况和HBVDNA、ALT、HBeAg和HBeAb等实验室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疾病进展与医疗费用增长轨迹的关系。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918名慢乙肝初治患者,其中男性占比较高(占73.06%),平均年龄为(34.29±10.72)岁,自费患者最多(占50.41%),其次是医保患者(占42.19%),公费患者占比最低(7.40%)。随着治疗时间增加,慢乙肝初治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男性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高于女性(Z=32.05,P<0.001);随着年龄增加,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呈现增长趋势(Z=42.66,P<0.001);医保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高于自费和公费患者(Z=278.72,P<0.001)。基于LGMM模型识别出3个直接医疗费用增长趋势不同的亚类:“费用平稳波动组”(占31.80%)、“费用逐渐上升组”(占50.31%)和“费用缓慢下降组”(占17.89%)。“费用平稳波动组”男性占比高但年龄分布多处于低年龄段,疾病发生进展的患者占比为10.34%,整个治疗期间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在起始点水平上下波动,最终处于中等费用水平;“费用逐渐上升组”中男性比例较高且年龄分布主要在高年龄段,疾病发生进展的患者最多(19.28%),整个治疗期间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从起始点水平逐渐上升,最终处于高费用水平;“费用缓慢下降组”女性比例较高且年龄分布主要处于低年龄段,疾病发生进展的患者最少(占4.98%),整个治疗期间患者年直接医疗费用从起始点水平缓慢下降,最终处于低费用水平。比较三个亚类患者抗病毒药物使用情况,“费用逐渐上升组”患者年抗病毒使用率最高,该亚类患者在ETV、LAM和LDT三种抗病毒药物年使用率最高(60.76%、31.61%和33.11%),且使用抗病毒药物种类多,“费用平稳波动组”患者各抗病毒药物年使用率均处于两个亚类间,而“费用缓慢下降组”患者IFN年使用率最高(21.65%),其他种类的抗病毒药物年使用率均低于其他两个亚类,且使用单类抗病毒药物患者占比最高(67.05%)。比较三个亚类患者实验室指标情况,“费用逐渐上升组”患者基线HBV DNA检测主要分布在较高水平,“费用平稳波动组”基线HBV DNA检测结果处于中等水平患者较多,而“费用缓慢下降组”基线HBVDNA检测在<1.0×104copies/ml范围患者占比最高(21.84%)。三个亚类患者基线ALT、HBeAg和HBeAb三个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患者治疗第一年使用抗病毒药物会降低疾病进展的危险(P=0.098,OR=0.816);患者治疗第一年使用干扰素会降低疾病进展的危险(P=0.006,OR=0.350);相比于第一亚类,第二亚类患者发生疾病进展的危险程度更高,而第三亚类患者发生疾病进展的危险更低(P=0.006,OR=0.350;P=0.006,OR=0.525)。结论:LGMM模型能够识别慢乙肝初治患者治疗队列中不可观测亚类的医疗费用变化轨迹,反映慢乙肝初治患者真实治疗医疗费用。模型识别出三个不同直接医疗费用增长轨迹亚类,各亚类直接医疗费用及各项明细费用、抗病毒药物使用和实验室指标均存在差异。慢乙肝初治患者中只有50%的群体医疗费用呈多年增长趋势,且疾病进展较为严重;基线HBV DNA 水平的严重程度和早期是否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是影响直接医疗费用增加和疾病发生进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约20%的慢乙肝初治患者多年的医疗费用呈缓慢下降趋势,疾病进展率较低;这类患者中女性占比较其他类别高,早期干扰素使用率也较高。因此,疾病早期使用干扰素可能延缓疾病进展,而进一步降低后期医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