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放缓与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供应链断裂等国际性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大幅度下降,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外部环境压力,稳定外资流入规模和增长速度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重要的经济工作之一。与此同时,以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范围持续扩大,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提档升级的同时,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鉴如此,本文拟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首先,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合成综合指标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相关现状。其次,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作用机制,即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再次,利用省级层面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最后,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2013-2019年间中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均有所提高,但是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外资流入规模大;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外资流入规模也较少,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2）从总体上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增长。通过替换变量、滞后期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来进行相关的稳健性分析,检验结果均证明了这一正向促进效应。（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外资流入的主要机制是交易成本降低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信息传播能力,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议价、沟通、决策、监督等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4）通过构建经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空间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本地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邻近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外资流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是负向的。表明中国各省（市）由于发展基础差异获取数字经济红利的机会并不均等,数字经济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会演化为加据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不均衡的数字鸿沟。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促进外资流入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加大数字经济基础领域的技术创新力度,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促进作用;（2）缩小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以减少数字鸿沟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虹吸效应”;（3）进行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引资政策的调整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