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政治关联则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具体化(张敏等,2010)。政治关联是企业关键人物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紧密联系(徐细雄,杨卓,刘星,2010),其内生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转型经济、新兴经济是研究政治关联的关键情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我国市场经济尚待完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尚不健全(Goldman E, Rocholl J,2009),正式制度具有流动性、不连贯性、模糊性和不完善性等特点(罗党论,唐清泉,2009),而基于“关系”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在资源配置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二是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关乎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在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三是以GDP考核为导向的“晋升锦标赛”使地方政府官员会不同程度地干预地方经济及微观企业发展。以上因素为政府直接分配资源及社会网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李善民,周小春,2007)创造了条件,由此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又有别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高伟,李艳丽,赵大丽,2011)。因此,战略管理研究者认为,企业制定政治战略、处理好政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比市场战略更为重要(张建君,张志学,2005)。企业通过企业家参政、邀请现任或前任官员到企业兼职,或与政府官员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等渠道来构建政治关联,能帮助企业直接获取”稀缺”资源(Peng,Luo, 2000),或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制定来间接获得政策资源。政治关联在加快企业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转型前期,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借助政治关联,抓住了市场机会,从而克服了“市场空白”、“制度空白”,使其在并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机会带动增长,至今仍然是中国许多民营企业主要的战略导向(陈卓勇,吴晓波,2006)。但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关联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复杂,它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过多的制度压力、社会成本,甚至产生“寻租”与腐败行为。因此,探讨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对理清政企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有文献的关注点主要停留于“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什么”,即：政治关联的收益或成本,而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约束机制,即：是什么影响、干扰了“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关联的强度特征对企业绩效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鲜有涉及,但这恰恰是相关研究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政治关联是一个情境性极强的概念,因国别、区域、行业及产权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由于制度安排、历史演进、资源禀赋及地理位置等原因,我国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迥异,表现在以下方面：是企业所在区域制度环境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法律完善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差距较大。由于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是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周黎安,2004),区域制度环境越落后,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越多,企业政治关联的愿望越强烈；二是我国行业发展不平衡(徐涛,2007)。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表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替代市场机制与限制竞争的管制性特征(江飞涛,2010)。政府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加剧了行业的非均衡发展,这为政治关联替代市场创造了条件；三是因所有制类型不同,企业获取资源的数量、类别、渠道存在差别。在渐进、放权和实验式的经济转型中,中国各级政府一直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和政策分别或轮流地推动着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实力的企业的改革,并给予了不同的优惠保护政策(蓝海林,2014),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拉大了区域、行业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问的差距,导致企业面临的外部情境呈现出区域多样性、行业异质性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非均衡性等特征。因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因资源约束、制度压力不同,政治关联意愿存在显著差别。由于民营企业在政策上缺乏稳定支持,导致企业难以通过常规的方式成长(Mike W Peng,2006),政治关联能起到了替代法律的保护作用(Park, Luo,2001)。因此,本文拟置身中国情境,选取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为研究主线,整合区域多样性、行业异质性特征的视角,探索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本文充分考虑了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运用二阶段回归(2SLS)方法实证分析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企业绩效?(2)不同强度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3)基于区域多样性、行业异质性的视角,探讨政治关联及其强度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即研究区域多样性特征(包括政府干预程度、法律制度环境及金融发展水平)、行业异质性特征(包括行业准入、行业资本结构及行业研发密集度)对“政治关联-企业绩效”的一次调节和二次调节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政治关联在哪些条件下发挥了正面作用,在哪些条件下产生了负面效应?从而明确政府应该在哪些领域伸出“扶持之手”,在哪些领域减少“掠夺之手”,进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政治关联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以政治关联为纽带的政企关系会引致企业收益与风险不断演化、共生的可能性(李维安,邱艾超,阎大颖,2010)。总体而言,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绩效好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绩效；关于政治关联强度的研究显示,政治关联的强度特征(包括政治关联广度、政治关联深度)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其中,政治关联广度负向影响企业绩效,而政治关联深度则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与政治关联广度特征相比较,政治关联深度特征对绩效的影响更显著。第二,基于企业区域多样性视角的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对政治关联存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对政治关联深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政治关联广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2)地方法律制度环境对企业政治关联存在与绩效的关系程度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地方法律制度环境能够增强政治关联广度与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程度；但对政治关联深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3)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对政治关联存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对政治关联深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则增强了政治关联广度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关系。第三,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研究表明：(1)行业准入门槛对政治关联存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行业准入门槛对政治关联深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行业准入门槛则能够增强政治关联广度与企业绩效的负向关系程度；(2)行业研发密集度对政治关联存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行业研发密集度对政治关联深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行业研发密集度则能够削弱政治关联广度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程度；(3)行业资产负债率对政治关联深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行业资产负债率对有无政治关联及政治关联的广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第四,整合区域多样性、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多样性对行业异质性的二次调节作用,影响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二次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①区域政府干预程度能够削弱行业准入门槛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政府干预程度大的地区,位于高准入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深度越大则企业绩效可能会越低；②政府干预程度削弱了行业研发密集度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在政府干预程度大的地区,位于高研发密集度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差；③政府干预程度削弱了资产负债率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在政府干预程度大的地区,位于高负债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差。(2)基于法律制度环境的二次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①区域法律制度环境完善程度能够削弱行业准入门槛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作用程度；即在法律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位于高准入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差；②法律制度环境完善程度增强了行业研发密集度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在法律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位于高研发密集度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好；③政府法律制度环境完善程度对资产负债率的二次调节作用不显著。(3)基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二次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削弱行业准入门槛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作用程度；即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位于高准入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低；②金融发展水平增强了行业研发密集度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位于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好：③金融发展水平削弱了资产负债率对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位于高负债行业的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理论创新。本文整合制度观的理论和资源观的理论开展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政治关联能否提升企业绩效受到资源与制度的双重约束。一方面,政治关联的强度能够显示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和资源的不同,决定了其抵制制度压力、影响政策能力的差异程度。另一方面,转型期中国企业所处的行业、区域制度环境不同,企业面临着政治关联伴生的、来自多方利益主体的、多重制度压力。因此,仅仅从资源观理论或制度观理论的某一方面来解释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然论证不够有力。因此,本文整合制度观和资源观的相关理论,有利于理清政企关系的深层机制。第二,研究变量创新。本文不仅关注“有无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存在)问题,更关注“政治关联强弱”(政治关联强度)问题。本文在分析政治关联动机、关系渠道的基础上,从广度、深度等维度来刻画政治关联的强度特征,进一步厘清了强政治关联和弱政治关联的边界,为以往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寻求合理的经验支持,使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第三,研究视角创新。本文比较充分地考虑了影响政治关联的情境因素,将区域多样性和行业异质性特征纳入了研究视野,“全景式”地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克服了已有文献“情境无涉”、“情境钝感”的不足,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理解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因素及动因,有利于探寻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深层机制。本文整合资源观和制度观的视角,综合制度多样性特征和行业异质性特征及交互作用,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能为政府资源配置、政企关系改革等方面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