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工厂检查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一项劳工政策。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为了达到巩固政权与再造国家并举的目的,实业部推行了一系列劳工政策,工厂检查便是其中之一。1931年《工厂检查法》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施行。次年,应国民政府之邀,国际工厂检查专家来华协助中国建立工厂检查制度,视察了工业发达的上海。与此同时,实业部在南京开办工厂检查人员养成所,先后培训了两期学员,共计59名,派往各地担任工厂检查员。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工厂检查处,该机关随即开展了执行工厂检查政策的九项工作。1933年,应中央工厂检查处的要求,地方政府陆续制定了工厂检查计划,开始纷纷“举办”工厂检查,随后各地受迫于条件与时局,工厂检查制度推行进展缓慢,部分省份甚至彻底停办。旋即,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厂检查工作全盘陷入停顿。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工厂检查制度历程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次选取上海租界工厂检查权争议事件,作为展现政府对检查工厂事务态度的一个侧面；另外还具体描述了地方政府执行工厂检查的详细情况,并作简要对比。据此可知,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工厂检查,表明其在管理国家社会与规范工业生产两方面,想达成社会整合手段科学化,政权实行主体国家化,大众参与领域公共化的愿景。由于该政策实施时间过短,执行过程中又遭到内外两个方面的挫滞与曲折,总体说来,结局是不成功的,但失败的缘由并不仅限于此。本文引入社会失重、观念失重的视角来探讨为何工厂检查陷入困局,就是为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从而把工厂检查放在民国制度变革进程中进行整体性考察。通观工厂检查的整体制度史,笔者认为国民政府本想借检查工厂之机完成制度补足,却反而暴露出自身制度短缺；想依靠争夺工厂检查权寻求制度进路,却被逼入制度退路；想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制度建构,无奈获取支持力量太少,最终导致建成的制度呈现出“失重”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