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发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时的中国旧的一切还未完全打破,新的力量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痛苦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为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在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现代化探索。本论文试图以现代性的视角来解读有关延安文艺的一些现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掘延安文艺现代性的特质和价值。现代性虽然肇始于西方,但伴随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现代性作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在古老的东方大地生根发芽。现代性在西方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包括了货币对人的异化统治,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现代性悖论。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剖析矛盾根源之后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理想的新途径,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在目睹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后,逐步认清了 20世纪初期现代性在中国步履维艰的真因,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道路,并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基点。当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政权在延安确立,一系列现代性建设工作铺开,文艺成为确立思想文化现代性的重要工作领域。从事延安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既有来自国统区、敌占区的五四启蒙者,又有鲁艺培养的革命文艺新人。前者在度过初到延安的蜜月期之后,就现代性理想的内涵与实现方式与政党知识人产生了分歧。虽然双方都将人的独立、自由、平等视作理想价值追求,但政党知识人与革命文艺新人更加强调在民族危亡的革命战争时期,应当首先实现集体以至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平等。于是双方在现代性书写中呈现出个体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是短暂的,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统一的革命启蒙话语正式确立,与此同时,启蒙的价值追求被保留下来,同时确定了“革命”这一特殊实现形式。延安文艺的现代性追求不止理论的探索,更是一种实践的过程。通过对西方现代性话语以及“五四”现代性思想的重新解读与审视,延安文艺最终通过运动和思潮的形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实践活动。而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在重新确立与正视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在文艺创作中扮演的角色与所处地位,明确了延安文艺的多元主体。毋庸置疑,延安时期一系列文学实践活动为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提供了滋养的土壤,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得以体现与延续。延安文艺的现代性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这即包括现世的,又包括超世的,后者即理念领域,是人们的感性世界,是人们对信仰、意念、世界与人生意义的思考。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审美性的追求并非单纯地在技巧层面强调文艺的艺术性,而是看重对国人理念领域的填充。但由于中国缺少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以美育代宗教”只局限于文人话语。马克思主义要以政信一体化的形式替代式微的儒教传统,政党不仅是政权的官僚阶层,还是社会伦理、人生意义的提供者。政党知识人仿佛基督教的教士,将政党伦理传递给人民,从而建立起牢固可靠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尽管审美艺术造诣并非延安文艺所长,但其对意识形态的诉求却着实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填充了中国人的理念领域。不过,在理念领域重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是由国统区、敌占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转变伴随更强的本体惰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将其充分融入进“工农兵”队伍中,进而实现了理念领域的统一。延安文艺的现代性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点,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背景下,呈现出“革命+启蒙”的特质。在延安文艺发生发展的十三年历程中,中国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速度向传统作别,以斩钉截铁的勇气拥抱人类现代文明。延安文艺作为这一时代中国文化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高质量地回答了“中国人现代化”这一宏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