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农业、稳定农村、保护农民权利、维护乡村秩序、推进乡村发展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将乡村治理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如何处理复杂多样的乡村事务,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乡村治理的首要目标。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通过治理模式探索、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技术运用等的不断实践,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善治之路。而通过政策工具融入乡村治理以实现乡村善治也是新时期进行农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和方式。那么,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有哪些政策工具?政策工具融入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哪些困境与不足?怎样进行优化完善?这些是文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三个部分:在理论基础部分,讨论了乡村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的分类与运用。论文选用迈克尔·豪利特以及拉米什的政策工具分类方法,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一级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以及自愿性政策工具三类,随后,依据萨拉蒙的政策工具特征理论对于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各类二级政策工具进行了梳理、分类与特征识别。在此基础上,结合乡村善治的核心要素,讨论了各类政策工具助推乡村善治的绩效表现。在案例分析部分,本文选用江西省大余县“时间银行”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大余县“时间银行”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对于政策工具的融合运用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合法性、透明性、参与性、效率性、公正性以及稳定性,但在其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政策工具运用不恰当、治理主体单一、参与人员缺失和资金来源狭窄的困境与不足。最后,在前文全面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本文从提升政策工具使用效能、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提升村民治理参与度以及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四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及优化策略,以更好发挥政策工具在乡村善治实现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