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在此基础上,居民和企业的储蓄率持续提高,这使得我国更加需要国外市场和国际的投资和融资。在现如今日益完善的金融体制改革下,资本账户开放已然成为了聚焦点,这已经不仅仅是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渠道,也将进一步为我国实施全球化战略、发展“一带一路”以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做出贡献。然而,资本账户开放利弊共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金融危机,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抑或2012年的次贷危机,2015年的特大股灾,甚至于2018年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的背后都或多或少与资本账户开放有所关联。因而,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如何防控金融风险,稳定经济发展成为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我国的金融体系大多由各类金融机构组成,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日益加快与金融体系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一种从事于银行类似的业务,但其根本却不是银行的现象——“影子银行”悄然而生。影子银行并不是银行,其更多的存在于理财、信托、担保、基金和互联网等非传统的金融机构与活动中。在银行方面,更多的是属于商业银行的“影子业务”,与商业银行的部分业务有所牵连。规模日益增大,使其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由于其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营方式,监管较其他传统的金融机构困难,一直游离于监管之外,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大背景情况下,使得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增加,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2015年股灾的发生就是典型案例。因此,研究在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文献和有关政策的梳理,本文首先对影子银行的内涵、规模以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表述,而后对我国影子银行与其他发达国家影子银行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随后结合近几年的政策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机制讨论了影子银行中存在的风险对金融体系产生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机制。为了验证其溢出风险,构建GARCH-CoVaR模型,选择证券、信托、民间融资共9家公司的日收益率,与由50家金融机构组成的内地金融成分指数拟合,最终得出信托业的溢出风险最高,证券与民间融资业不相上下。随后对其溢出效应的线性趋势进行了简要表述;为验证资本账户开放与影子银行溢出效应程度之间关系,加入资本账户开放指标,与年化的风险溢出值进行了简单的线性回归,验证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影子银行的溢出效应越大,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多。最后,从构建影子银行风险的预警机制、从宏观方面防控影子银行体系风险和从微观方面健全影子银行的风险预控三方面提出控制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