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提起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人们津津乐道于自汉代开始的佛教文化东传以及清末至“民初”的“西学东渐”。尤其是“西学东渐”,大多数学人注目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提起汉语研究的“现代化”历史,多数中国语言学史家一致认为:自清末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和马建忠《马氏文通》发表伊始,汉语研究“现代化”大幕渐次拉开。卢、马二氏乃汉语研究“现代化”的开山祖师,他们领衔主演了中国语言(学)“现代化”这场悲喜剧。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1873-1929)和胡适(1891-1962)等人明确地指出过清代学术(当然包括汉语研究,即所谓的“小学”)和“西学”有关系。这种说法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他们提出后,学术界一直没有确实呼应。近二十年来,学术界的跨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突破,从事明末清初研究的学者都知道,现在已经很难简单化地将17世纪的欧洲作为“他者”,排斥在中国史研究之外了。从事“明清之际”的研究,进而关心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谁也不会低估中国学术与西方思想的密切关系。明清学术是一种新的语境下的传统学术的创新与超越。明清之际的聪明绝顶之士以其在科学领域的潜心开拓(基本上是“西学”刺激的直接产物),在传统的“象数之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划出了明显的界限:前者凭借狭隘经验论和神秘直觉,后者则完全诉诸科学实证和理性。在这种全新的文化语境下,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不仅被运用于认识自然,也被广泛运用于人文学科领域。正是“西学”的强有力刺激,汉语研究变传统的“小学”为系统的实证科学。第一次“西学东渐”,语言学是受惠的重要学术领域。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汉语研究“现代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二百年。以此观照,我们重新审视第二次“西学东渐”文化背景下的汉语研究的学术嬗变,就不会有突兀顿生之错觉:以马建忠为代表的语言学者,不仅全面继承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给传统语言学注入的新鲜质素,而且比前辈“汉学”家又多了一把锐利“武器”:他们直接浸淫于西语当中,对于西方的学术文化有相当强烈的切肤之感;所以他们更能得心应手地以“西学”为参照标的,把汉语研究“现代化”推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