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兵部尚书在中央权力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提高六部地位之后,作为兵部最高长官的兵部尚书的地位也随之提升。经考证,洪武朝实际掌管兵部事的尚书有25人,嘉靖朝有23人。从两朝兵部尚书的具体情况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兵部尚书的选任方式更加专业化,洪武朝兵部尚书选任多由“皇帝特简”,而到了嘉靖朝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廷推”制度,而且这一时期对于兵部尚书的选拔要求也越来越高。兵部尚书的迁转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洪武朝兵部尚书起家官的品秩普遍偏高,而到了嘉靖朝起家官的品秩则固定在正六、七品之间;洪武朝兵部尚书的迁转存在明显的“超迁”现象,而嘉靖朝兵部尚书则固定由正三品的侍郎或是正二品的尚书和都御史转入。总体上看,两朝兵部尚书在迁转方面存在差异,但皇帝的信任程度,任职时的政绩、军功,自身庞大的人际关系都成为影响他们升转的重要因素。表面上兵部尚书位高权重,但实际上其任职存在着很高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被罢职免官。从两朝兵部尚书的任职表现来看,多数兵部尚书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有着积极的政治作为,他们主要从定议军法、整饬兵备、修缮边备、管理马匹等方面提高明帝国的军事防御实力,同时在国家军政大事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洪武朝由于朱元璋用人随意,兵部尚书任期短暂,所以兵部尚书多难有作为,仅是进行一些行政性工作。到了明中期,兵部尚书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军事政治决策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们权力地位的提升,滋生了吏治的腐败,其中少数人就利用职务之便徇私枉法,贪污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