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存款准备率问题近年来一直被视为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对经济运行有着显著而有力的影响。频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率已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然而,与我国操作实践迥然不同的是,许多西方国家在90年代后期就开始降低或取消法定存款准备率。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这其中既有社会生产结构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同时还关系着金融市场实体要素的发展情况和政策敏感性。1984年央行止式提出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计提比例,最初提出法定准备金率的目的是集中社会投资资金,经过29年的发展变革,目前法定存款准备率已经成为一项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调剂和控制着宏观经济的发展。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投资过热现象开始出现,通货膨胀预期严重,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这一系列的原因,促使着央行不断推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然而,我国公开市场业务贫乏无力,再贴现业务杯水车薪,收效甚微。“三大法宝”折损其二,使得法定存款准备率成为力挽狂澜的首选。即便使用了素有“巨斧”之称的法定准备率工具,我国的经济态势却没有迅速扭转。经过本文的分析发现,法定存款准备率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还受到传导路径与传导效率的制约。传导路径丰富与否,通畅与否关系着政策目标的实现,传导效率的高低同样也影响着政策目标是否能在预定的时期内实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传导路径趋于单调,主要集中于利率途径和信用途径,单调的传导路径使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效果受到影响,原本应辐射到各个经济领域的作用力目前局限于银行信贷市场和利率市场。这决定了我国法定准备率的调控不能一步到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了1998年-2011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对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进行了回归模拟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到了与理论分析相吻合的结论。我国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实践对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目标得以实现。在政策工具与实体经济间的传导路径中,利率途径与信用途径效果显著,而其他路径就显得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