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对待中西文化资源态度上,保持着一个不偏不倚的态度,表现在他的译诗上,是中西诗歌特质的兼顾。这与他的文化的根基是分不开的,在晚清的最后一道昏光中诞生的他,年幼并未摆脱传统私塾教育的余涉,而在四书五经的洗染中,使他在识学之初便烙有了中国古典的文学的印记,他对杜甫诗歌颇有研究,也甚为喜爱,对元曲的音乐美也大为欣赏。不仅如此,在朱湘的文化认识结构中,不仅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更有外国文学的影响。朱湘十几岁时就对司各德,史蒂文生、显克微支等人的小说,爱不释手,而在入学清华园后,他的英语天赋,使得对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诗歌有了更为深广的涉猎,这样朱湘的知识结构上就构成了他亦归亦异的文化根基。他的这种文学根基又与后天的文学氛围分不开,在与五四文学社团的交往中,与新月派的诗学主张以及译诗主张多有暗合,这些都对朱湘亦归亦化的诗歌翻译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译诗上,他对外国诗歌的韵律、诗体以及节奏做了“异化”处理。同时,对诗歌翻译中诗的意境的寻求,这又是通往了归化之途的了。而朱湘所做的这一切,对外国诗歌形式上的异化引入,对中国古典文学意境美学的崇尚,最终,是为他的“复兴中国诗学”的伟大计划的。第一章是亦归亦异:朱湘的文化根基,第一节是从中西兼备的文学涵养,唐诗元曲熏陶下的文学起步,欧风美雨润泽中的文学踱行,第二节则是朱湘与五四文学界的互动,与文学社团、新月派的交往,第三节则是朱湘在诗歌实践上的亦归亦异。第二章,朱湘在翻译过程中,在形式上对西方诗体、韵律和节奏的引入,第三章则是不忘在翻译中的,中国意象的引入,中国意境的创造,更不忘的是,对西方的翻译,是为了更好的复兴中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