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虚假陈述的本质是对强制信息披露义务的违反,除了对证券市场的秩序产生破坏外,还引发投资者的决策失误,造成其投资损失,由此引发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结合学说优势与法律实践,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主要采取特殊侵权责任对此类案件进行规制,而因果关系则是连接虚假陈述的侵权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重要桥梁。笔者通过对近三年(2017-2019年)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因果关系进行案例整理汇总,对实践进行考察后发现,目前我国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上,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第一是主要将行政处罚作为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依据,混淆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界限;第二是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标准模糊,导致实践中形形色色的认定结果;第三是虚假陈述案件的可获赔情形僵化,诱空型虚假陈述缺乏请求权基础,在单个虚假陈述周期内买卖证券的行为无法被认定为具有因果关系等。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因果关系认定上的困局。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对传统民法领域的因果关系重要学说进行了简要的整理与总结,在借鉴传统民法因果关系学说的基础上,分析了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因果关系逻辑推演的特殊性,主要由于证券市场本身的复杂性,交易对象的广泛与不特定性,且影响投资者决策与证券价格的因素众多,虚假陈述是典型的多因一果案件,此类案件中因果关系的链条需要经过二次推导,从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到投资者决策再导致投资损失,其中还包含对信赖要素的推定等,以上因素共同导致了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因果关系判断的特殊性,无法简单援引传统民法因果关系理论。结合证券领域的特殊因果关系理论——“信赖推定原则”与“欺诈市场理论”,对此类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因果关系做出整体的逻辑推导,并结合我国实践立法展开了评析。基于以上的问题导向和理论分析,提出对我国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法律建构相应的意见,具体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应在《若干规定》中明确区分两类不同的因果关系:交易上的因果关系与损失上的因果关系,并分别就其证明和反证事项进行说明;增设对虚假陈述重大性的法律规定,明确重大性的具体标准,采取决策影响与价格敏感的双重标准,并要求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进行独立司法审查,结合案件具体细节对重大性做出认定;对虚假陈述揭露日判断标准予以明晰,分别对揭露内容是否明确具体、范围全国性、主体的权威性、时间的首次性等标准予以明确,可辅之以股价这一可视化的参考因素,形成对揭露日认定完整的标准体系;增设对诱空型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