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思考未来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围绕这样的历史课题,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古今中西”文化的讨论思潮。冯友兰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冯友兰是以哲学或哲学史为中心对“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展开讨论的,他提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也是较为独特的一套解答方案。冯友兰是以人生为对象来阐释哲学含义的。他既要学习西方哲学理性分析与实在论的精神,又不愿放弃中国哲学以新儒学为主的人生境界与道德哲学。因此,冯友兰建立的“新理学”体系,其核心旨趣是人生哲学,其讲哲学的功用是为了提升人生的精神境界。新理学体系是以《新理学》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新理学》在讲哲学的时候走的是形而上的路径,即《新理学》专讲“最哲学的哲学”。在《新理学》中,冯友兰运用西方实在论的逻辑方法构建了不对实际作积极肯定的“纯粹哲学的形上学”。《新理学》之“理”、“气”、“道体”、“大全”等四个观念所构成的实际上是一种“至虚至玄”、“一片空灵”的哲学境界。但这种哲学境界肯定并不直接就是道德境界,也不就是具有伦理道德内涵的天地境界。那么,此种形上学与冯友兰所论之“境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或者说有了此种形上学所构成的哲学境界,又如何转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呢?“新理学”的“境界”是以“觉解”为枢纽的。在“新理学”的境界说中,“觉解”有“形上”和“形下”的两个向度,而在其境界论里本来所严格区分的“形上”、“形下”又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于道德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此“觉解”既是形上的觉解,又是形下的觉解。冯友兰《新理学》所构建的形上学,只是作为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向上的牵引,它不能直接作为人生境界中的道德境界。道德境界的实现是需要以实际社会中的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即所谓“觉解”本身是包含了“形下”向度的。天地境界需要对“天”有完全的觉解,此“天”是形上的;相对于此“形上”的“天”,我们可以视道德境界为一“形下”。如此,则知天地境界也是“形上”与“形下”的结合,或者说天地境界是融合并超越了道德境界的另一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