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贸易利益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根本动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贸易分工形式逐渐发展,产品内工序环节贸易盛行,一国贸易企业不再独立负责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是凭借其在产品工序环节上的比较优势参与部分环节的生产,由此以产品的生产过程实现全球网络布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分配愈发复杂,海关统计的贸易价值已无法反映各国的真实贸易获利,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构建的贸易增加值已成为各国研究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和制定贸易政策的新依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要素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制造业出口总值规模的迅速扩张,但多从事低端加工装配环节,价值增值能力较低,制造业的真实出口贸易获利远低于庞大的出口总值规模。如何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环境下,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获利是现实的紧迫需求。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尤其是投入生产性服务可以提升贸易分工获利。因此,为深入探索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增值获利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投入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业增值获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制造业融入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现状,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来源,并利用WIOD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以及中间投入来源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获利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一是在理论文献和影响机制层面,通过系统梳理贸易分工理论、贸易增加值测算方法和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出口关系的文献,厘清分工形式变化与贸易利益影响因素变化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了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可以通过成本降低和技术创新两个路径对制造业出口增值获利产生中介作用。二是在现状分析层面,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总值和出口增值的现状,以及制造业投入国内和国外生产性服务的差异现状,构建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水平与制造业贸易获利的现实关联,分析发现:首先,我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与出口增值之间确实存在错配现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水平较低;其次,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水平较低,来自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是构成我国制造业生产性服务总投入的主要来源;最后,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水平、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水平与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存在对应的现实变动关系。三是在实证分析层面,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出口增值获利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有利于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增值获利,其中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是影响我国制造业出口增值获利的主要原因,国外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出口增值获利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成本降低和技术创新是生产性服务影响制造业出口增值获利的中介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