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道德情操论》(1759),另一部是《国富论》(1776)。在斯密去世后的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斯密之谜”,一般也称为“斯密问题”、“斯密难题”、“斯密悖论”,说的是斯密的两部著作即《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的矛盾。“斯密之谜”的谜底,100多年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大著作之间不存在对立,“斯密之谜”是个伪问题,即“斯密之谜”根本不存在。另一些学者认为,斯密的两大著作之间存在着对立,但对于“谜面”到底是什么有不同意见。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积极合理的内容,但笔者的导师傅红春教授还有一个“谜面”:《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而《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根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1我们可以看出,“斯密之谜”的“谜底”就是幸福,或者更准确说,就是“幸福最大化”。分述财富增长(《国富论》)和欲望约束(《道德情操论》),对于“幸福最大化”而言,思想上、逻辑上和操作上都很一致的事情,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难题”——“斯密之谜”呢?这是因为,亚当?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离弃了幸福。实际上,从现代经济学诞生的那一天起,在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的框架里,幸福或者说人类的福祉一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只是在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忘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仅仅只关注财富,掩盖了对于幸福这个本质命题的关注。主流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在凯恩斯(Keynes,1883～1946)那里达到极致,至今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一些关于人类幸福的新的认识已经开始悄然融入到经济思想当中,“两个斯密”合二为一,“幸福悖论(Paradox of Happiness)”引起了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如果把这个假定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则是不对的。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对幸福的回归研究中有两个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现代斯密”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另一个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说:“各种学问,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幸福,微观上讲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宏观上讲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幸福,为了全人类世世代代的幸福。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