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1969）曾指出,“每笔经济交易都包含着信任要素”,将信任理解为经济交易的润滑剂和有效的规则机制。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信任深刻反映了特定群体间的凝聚力,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后影响一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关键要素（Guiso et al,2006）。尽管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较早的意识到了信任的重要性,但关于信任和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兴起（Ziegales,2015）。在金融市场,由于金融活动含有对未来支付的承诺,而未来支付的承诺取决于交易方的可信度,因此金融活动的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信任（Guiso,2008;冯科等,2017）。现有研究关注了信任在债权融资（杨国超和盘宇章,2019）、股权融资（Li et al.,2019）、股票崩盘风险（刘宝华等,2016;Li et al.,2017;）和风险投资（Bottazzi et al.,2016;Duarte et al.,2012）等金融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信任有助于在各方利益相关者间建立信誉,减少相关成本并促进各方合作,最终增加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收益,却鲜有研究探讨信任对企业并购这一重要资本市场交易活动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我国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资本市场制度环境薄弱的现实背景,并基于中国各省之间信任的差异,尝试探讨信任对中国企业跨区域并购行为和价值创造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在相关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本文理论分析了信任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研究假设,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8年间的国内跨区域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分三个方面对本文的理论和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一,基于区域视角,探究信任对企业跨区域并购行为决策的影响,验证信任是否影响跨区域并购发生的频率和规模。第二,基于企业视角,研究信任对跨区域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机制分析,挖掘信任对并购收益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三,探讨信任与正式制度、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重复博弈机会在影响并购收益中的相互作用:验证在跨区域并购的情境下,如果面临不同正式制度环境、信息对称程度和重复博弈机会,信任对并购收益的影响是否会呈现异质性,以进一步厘清信任在金融交易中发挥作用的真正原因,为信任何时发挥作用这一命题提供证据。本文在为理解社会信任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关系提供新视角的同时,也为我国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改善投资软环境,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繁荣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区域视角来看,信任显著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并购交易的概率和交易规模。并购双方的信任则是决定交易双方在各个层面合作的关键。如果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互不信任,在交易过程中和后续整合中很容易出现敌对和冲突,导致并购交易失败。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之间的信任距离会给合并公司带来额外成本,从而降低交易的净现值（NPV）。随着信任距离的增加和净收益的减少,能够提供正净现值的项目将减少,企业进行并购决策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跨区域并购发生的区域层面变量后,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所在区域的信任距离越大,跨区域并购发生的规模越小,并且频率越少。经过变量替换、方法替换和样本调整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从企业视角来看,信任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并购收益。作为非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信任具有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通过建立有效且低成本的契约执行机制,构成了市场经济中一切交易的前提。在制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重复博弈理论的解释框架下,信任能够促进并购交易中隐性契约的实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迫使交易双方考虑长远利益而加强合作,最终提高并购绩效。本文发现,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所在区域的信任距离越大,交易主体之间越难以建立合作互惠关系,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进而降低并购交易创造的短期财富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接下来本文进行变量替换和样本调整的稳定性检验,并对由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后,检验结果与基础结论保持一致。进一步,本文验证信任对并购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所在区域信任距离较大时（1）并购交易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交易谈判和协商时间增加,进而延长交易完成时间;（2）并购交易主体之间机会主义倾向加剧,交易各方需要依托中介机构的专业服务,制定严谨的契约防御来保护自己,增加了并购双方对财务中介机构和法律中介机构的聘用行为;（3）不利于目标企业对并购企业价值的认可,降低了目标企业接受并购企业股票作为交易对价支付方式的可能性。第三,信任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正式制度环境、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重复博弈机会下存在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并购交易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所在区域的信任距离和正式制度距离存在着替代关系。具体来看,在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所在区域正式制度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并购交易主体通常会在正式制度之外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发展一套依靠信任解决纠纷和惩治违约者的机制,信任对并购交易收益影响更为显著。反之,当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所在区域正式制度距离较小时,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惩罚机制来减少合作中违约现象的发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并购整合成本,非正式制度信任对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不明显。在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严重的情况下,信任更能发挥作用。本文识别了三个与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关的变量——多元化并购、并购交易双方所在地的地理距离和目标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水平。具体来看（1）在多元化并购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信任对并购交易收益影响更为显著;（2）当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地理间隔较远时,企业在跨区域并购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信任对并购交易收益影响更为显著;（3）当目标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水平较低时,企业在跨区域并购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信任对并购交易收益影响更为显著。交易双方重复博弈和频繁互动越多,交易双方越容易建立私人层面的个人化信任,使得本文关注的社会信任在交易中的作用被减弱。本文识别了两个与重复博弈机会相关的变量——交易最终成交价格是否等于目标企业要价和并购企业所在区域金融业发展水平。具体来看（1）当交易最终成交价格与目标企业要价不同,说明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进行了大量沟通和反复博弈,此时本文关注的社会信任对并购收益的作用不明显。（2）当并购企业所在区域金融业发展水平较高时,有助于创造并购企业与更多并购标的频繁接触和重复博弈的机会,使得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人员之间对彼此更加了解,有助于建立私人层面的个人化信任,导致本文关注的社会信任对并购收益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研究的创新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企业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的研究从并购企业内在特征、外部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环境、并购交易特征等角度对企业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作为非正式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信任有助于在各方利益相关者间建立信誉,减少相关成本并促进各方合作,因此对企业并购行为和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关注信任与企业跨区域并购行为和并购收益的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相关文献构成了补充,为解释企业并购行为和并购价值创造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第二,本文遵循目前国际学术界采集信任调查数据的方式,如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库（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World Value Survey,WVS）,在信任指标的构建上同时涵盖同类调查数据,包括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通过“中国企业家系统”对中国大陆15000家企业进行信任度调查计算得出的信任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信任调查结果。利用上述信任数据,通过探索信任与企业跨区域并购行为和并购收益的影响,对信任与经济、金融的交叉研究形成了重要补充。第三,本文发现信任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正式制度环境、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重复博弈机会下存在异质性。该结论有助于厘清信任在金融交易中发挥作用的真正原因,为信任何时发挥作用这一命题寻找了新的理论前提和实证证据。第四,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当前中国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键时期,然而频繁出现的债券违约、企业或个人失信跑路、内幕交易等金融市场乱象说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积极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启发政府决策者加强对社会信任这种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敦促市场参与者们诚实守信和合作共赢,改善投资软环境,这对我国加强社会诚信建设,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繁荣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