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作为特别程序专章在第二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出现,皆在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在体系层面,目前我国涉及该制度的条文分布零散,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在实践层面,当前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司法实践主要基于局部地区的试点经验和地方性的工作指引,加之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流程和监督制度等不完善,导致合适成年人在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时职责不清,仅是被动地到场见证对未成年人的讯问等工作,反而造成合适成年人与办案人员一同对抗涉罪未成年人的局面,“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无从体现。另外,“合适成年人”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在缺乏立法制度明确厘定的情形下,经常与法定代理人在行使权利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产生冲突。因此,为明确合适成年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职责,将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各层次的适用类型化,本文结合“家庭模式”理论,通过对比国内不同地区实践经验和域外研究成果,提出优化方案。第一部分是关于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现状研究。通过对合适成年人的概念界定,明确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根据合适成年人参与的诉讼阶段不同来进行类型化研究,通过对比国内两个地区的实践模式,分析制度完善的现实需求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是从理论层面对“家庭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刑事诉讼的第三种模式”的提出,探究其在少年司法领域的理论价值以及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理论依据,并进一步论证“家庭模式”引入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合理性。第三部分分析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困境。通过研究当前制度运行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剖析困境产生的原因,为后文提出制度的改进建议提供现实依据。第四部分主要是关于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建议。在理论层面准确定位相关主体角色和职责,在实践层面通过优化人员选任来不断提高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基于“家庭模式”的理论视角构建起合作性参与机制和类型化衔接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专门性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