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绪论中分别对汪曾祺的生平、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评论文章的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汪曾祺的三副面孔——最后一个士大夫”、“传统守护神”和“文化名人”,借此对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接受状况展开论述。通过对这三副面孔的考察,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如何进行身份的自我确认；在新时期,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大众传媒力量的介入如何影响了人们对文学以及文人的认知。第一章论及了汪曾祺的第一副面孔——“最后一个士大夫”。本文在梳理了汪曾祺“士大夫”形象的形成,以及评论中对汪曾祺描写市井人民的高度赞扬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汪曾祺作品中对底层人民的描写,反而让他获得了“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称号?事实上,汪曾祺始终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来描写他心中的乡村生活的,而评论家们认同汪曾祺的“士大夫”形象时,也是在建构一种知识分子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当中的“奥秘”就在于,汪曾祺的作品迎合了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对于自我身份的重构——自我精神的独立性。然而,“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一称号也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或者悖论。第二章讨论了汪曾祺的第二副面孔——“传统守护神”。本文在梳理了评论中所阐释的汪曾祺与“五颜六色”的“传统”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之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评论界会如此关注汪曾祺的“传统”色彩?这些传统是被重新“发现”的,还是被新近“发明”出来的?当我们把这一问题置于新时期文化的整体语境中,我们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此时已经变得非常微妙。不管是积极追求传统,还是决绝反对传统,它们在快速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上并不存在分歧,所不同的只在于他们选择了迥异的实践道路。这一点在汪曾祺与寻根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事实上,对汪曾祺身上各种“传统”因素的挖掘,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些“传统”在评论话语中不断被“发明”出来的过程,它反映着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或者说对于现代的暧昧态度。第三章考察的是汪曾祺的第三副面孔——“文化大师”。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汪曾祺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其形象经历一个从“老作家”到“文化大师”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背后,反映的是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后,大众传媒力量日益壮大,开始引领着文化市场的生产与消费,甚至创造着读者的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通过分析汪曾祺传记中五大“奇点”,本文也试图勾勒出一个被大众传媒“传奇化”了的汪曾祺,从而具体而微地展示汪曾祺是如何作为一个符象征号在文化市场中生产与消费的。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本文试图指出,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接受状况已经日趋于固定化、本质化。“最后一个士大夫”、“传统守护神”和“文化名人”这三副形象作为镜子.,反射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空间的持续变动。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汪曾祺的形象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它将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