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帮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在历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管子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人物,极大地开拓了管子研究范畴,著有《管子传》。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将今文经学作为指导思想,对比分析了中西方制度等多项内容,以期寻求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治病良方。《管子》提倡的是礼法并重,在制度方面则是讲求刚柔相济,这与梁启超的治国理念相契合。梁启超汲取参考了当时西方国民经济学思想,发掘并诠释了管子的经济思想,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具有现实价值的经济伦理思想。学者们对梁启超的经济论述并未充分探索,专门从伦理学视角对其经济思想进行把握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更鲜有探讨梁启超《管子传》中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管子传》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与论述,对其进行探索,有助于拓展梁启超思想尤其是梁启超经济思想及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新维度。《管子传》中的生产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富国富民”的生产目的伦理思想、“以人为本”的生产管理伦理思想和“重农饬商”的生产价值伦理思想。具体而言,“富国富民”的生产目的伦理思想有“积于不涸之仓”的国家本位观和“人之守在粟”的富民中心论。《管子传》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特征为统筹两者间的冲突,从而达到个体、集体的利益的平衡。不过这种平衡并不是不求原则的平均,民富是达成国富之目标的基础,因此其必然存在手段善的特性。探究问题的根源,也就是富国、富民之间的关系判定上始终将富国放在中心位置上。“以人为本”的生产管理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兴六德”的生产管理伦理理念观、“多予少取”的生产管理伦理保障观和“干涉之奖励之”的生产管理伦理措施观。“重农饬商”的生产价值伦理思想,则是既肯定了“地者政之本”的农业价值,也提出了“利然后能通”的工商业价值,并充分体现了与“重农抑商”的区别。《管子传》中的分配伦理思想方面,首先对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主要有生产本身的不足、政策和法令的轻重缓急、富商大贾兼并和操纵、个体间先天性的体智差别。在对分配的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分配所要涉及的主要内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劳动产品和赋税征敛,分别相应提出了“均地分力”“德当其位”“与民分货”和“分财利民”的分配伦理原则。《管子传》分配伦理思想的根本目标即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意识到人民利益的满足对国家利益的极大作用。因此《管子传》功利主义的分配思想中,也有许多涉及恤贫、救穷以及济困等德性主义思想成分,体现了功利主义与德性主义之间相结合的特性。在分配目标的伦理取向上,既追求效率,又倡导公平。《管子传》中的交换伦理思想则包括交换动机伦理观、交换行为伦理观和交换规范伦理观。在交换动机伦理观方面,分析了商人的好利本性、“废私而立公”的道德价值评价标准和国势至上的对外经贸。《管子传》关注到,商业交换行为的经济伦理思想,会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产生影响,对经济生活发挥指导作用,因此重视商业交换行为,并认可商业交换行为的经济价值的合理性和政治价值的合理性,倡导以市为准的交换行为。但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交换活动中出现了为追求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危及他人利益的现象。交换伦理规范的出现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实现交换双方的利益,它既保障利益的获取,又对人的贪欲给予必要的限制,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管子传》中的交换规范伦理观主要体现在交换主体伦理规范和交换手段伦理规范两个方面。《管子传》中的消费伦理思想崇尚节俭,并认为节俭的消费伦理思想不仅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且在道德上也具有合理性。比起尚俭思想,《管子传》消费伦理思想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侈靡思想。《管子传》提出侈靡消费伦理思想的原因主要为下述几点:“民之所愿”的人性论;有益于保障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政治稳定与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实现王天下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一定条件下的侈靡消费有助于刺激与加速农业生产;在一定限度中对民众的道德教育与生活道德风尚有相应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增进人和人之间的和睦与融洽;客观层面可实现接济贫困与赈救灾荒之效果,对于贫困群体提供更为丰富的谋生之法。《管子传》中侈靡消费伦理思想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是“贱粟米而敬珠玉”和“好礼乐而贱事业”,侈靡思想实行的前提条件则主要是当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或是经济与生产陷入困境之时,或者是财物积累充足有余之时。通过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梳理梁启超《管子传》中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管子传》秉持的是人本自利的人性论,他从“国家本位主义”出发,把“民富”作为“国富”的重要手段,同时,他也强调经济公正。而这些特征共同构筑了《管子传》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特征。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将传统儒家思想所讲究的经世致用与近现代所追求的思想解放与发展融合起来。在当时较多数人选择思想转化之时,梁启超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思想调试的道路。他对于自我思想的调整和变化,是一个不断调整外在思想从而适应内在需求的过程,我们可瞥见其“个人同一性”。管子在当时社会中提出了许多先进开明的经济理论,近代强烈的救国欲望激励梁启超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引进中国并以此观照中国经济的命运,对国人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梁启超《管子传》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涉及面较为广泛,有一些超出时代的观点论述以及思想追求,除了具备一定的学理意义,对于当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具有深远的实践价值。梁启超运用欧洲人的思想对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作了与过去不同的解释。《管子传》中主张积极开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的运行、发展,体现了梁启超的政府干预主义思想。梁启超将西方经济思想的主要脉搏概括为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在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中,他选择了干涉主义。他不仅论述了中国采取干预主义的理由,还提出实施保育政策的前提条件,并对政府干预的内容和范围有所界定。同时,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指导原则一以贯之地存在于《管子传》中。他提出的人性论、价值目标、评价标准等,都体现了功利主义的内涵。他认同边沁提出的“趋乐避苦”,认识到“自利”出发点所带有的合理性,同时认识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自利”所能追求的最理想结果;而在墨子观点中,梁启超认为“利”除了要“利己”,同时与“利人”“利他”不矛盾。通过分析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梁启超对“利己”和“利他”有了一定认识,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简单概括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思想学说,可以总结为:私德推进公德、个人促进群体。并且,梁启超还有着批判自由竞争、重视生产正义和注重道德关怀的经济公平思想。他认为自由竞争不仅导致了生产的盲目性,产生资源浪费,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和贫富的两极分化。梁启超特别强调生产正义的重要性。他之所以重视生产,并不看重产品的分配,是因为他认为在“正义”的社会中,分配属于强制性的公正,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而不是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从经济层面来看,只要实现产品的丰富,在具有公正基础的社会里,自然就能达到正义。梁启超的生产正义论对人予以了极大重视,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不仅关注贫困,也倡导最低工资标准,还倡导劳动自由,保障人的权利。今天,我们研究梁启超《管子传》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管子传》中“国家本位”的经济伦理原则和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经济民本”思想对我们今天加强国家伦理治理有一定借鉴价值,“贫富有度”的经济公正观则促使我们努力增强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平。另外,《管子传》深刻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对于现代也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