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铁路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相关研究也不断深入和扩大。近年来中国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高速铁路的投资不断加大。学者们提出很多方法来探究铁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考虑到一般统计方法、计量方法可能只能满足局部均衡的问题,本文尝试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应用于中国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首先,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编制一个包含四个部门、九个账户的社会核算矩阵(SAM),为中国铁路的CGE模型奠定数据基础。编制过程中,将铁路基础设施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铁路运输业及第三产业(不包含铁路运输业)四个部门。编制过程中的数据来源除了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还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财政年鉴(2008)》、《中国铁道年鉴(2008)》等统计年鉴。同时,由于各个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不同,编制完成的初始社会核算矩阵存在不平衡问题。运用RAS法将编制的初始社会核算矩阵进行平衡更新。再者,以社会核算矩阵为基础,建立一个描述中国铁路的CGE模型。模型包括生产模块、政府模块、居民模块、对外贸易模块及均衡模块等,并选择各个模块所包含的方程。在宏观闭合模型的选择上,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性,选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瑟·路易斯(Arthur Lewis)提出的“路易斯宏观闭合”条件。模型建立之后,通过使用增加中国铁路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政策冲击来探究其经济影响,对铁路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波及效应进行研究。在确定衡量经济发展的直接、间接及诱导影响之后,选取GDP、各产业总产出及就业三个指标来探究中国铁路基础设施投资额增加对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波及效应影响。加入政策冲击的模拟结果显示,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铁路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增加带来了GDP的增长,同时三次产业的产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促进作用。再者,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带来了就业增加这一诱导影响。也就是说,中国铁路基础设施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然而,通过增加不同的铁路基础设施投资额增长率所得出的结果表明,政府在对中国铁路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时,并不是投资额越多,其投资效益乘数越大,投资效益越高。在投资的过程中如果过度投资,反而会降低投资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