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往学者论及先秦史学萌芽状态，多关注史官设置、史书体裁和体例、历史观的种种表现等方面，而对先秦诸子历史旨趣的考察则相对较少，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将其作为考察先秦史学状态的一个重要议题加以对待。本文从分析儒、墨、道、法四家要著对历史的引证和解释入手，以斠议其历史旨趣。　　先秦诸子以王官学术为依托，因仍“礼坏乐崩”的社会政治现实，裂取王官学术之一端，申述其饱含救世情怀的思想学说主张。诸子书中，征古、托古所表现出的历史兴趣虽不尽相同，但有一共同点，即皆服从思想学说的需要。诸子对历史考疑和批判，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理性，但这种考疑和批判也是基于争鸣的需要而产生的——成为诸子相互批判的一种工具和武器。总的看，诸子的历史旨趣，既有历史继承性，又凸显出时代的特点:其历史征实的基本内涵，不是以“历史原型客体”为依归，而是在借助已有的一般历史认知。在历史事实意义的解释上，看不出历史的内在性和系统性，表现出政治伦理秩序价值层面的“单向度”，以及现实价值优先的倾向。则说明诸子引证、解释历史并非以历史自身为本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