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主要分为个人法益说和超个人法益说两大类。其中,个人法益说又包含了隐私说、人格权说、财产权说以及信息自决权说四种。超个人法益说主要包括社会信息管理秩序说、公共安全说以及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感说三种。此罪的法益学说如此之多,在刑法分则个罪中为数不多。法益是证立刑法分论对个罪的规定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要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就要先明晰此罪行为客体即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当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刑先民后、不符合我国《刑法》的类型化要求以及与我国《刑法》的严厉程度不相匹配等问题,应在明确法益的基础上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引。我国法中的隐私权属于具体人格权,与大隐私权概念下的信息隐私权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不能被我国现有的立法体系接纳。我国《民法典》等前置法中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以公民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信息自决权作为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具有立法上的依据。人格尊严和自由为信息自决权的基础,所以刑法规范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具有正当性。隐私权说缩小了此罪的适用范围,人格权说将法益作为开放的一般人格权与法益界定的原则不相符合,财产权说背离了传统的人格权理论不具有可行性。作为个人信息权利属性的信息自决权说,因不符合比例原则,不能契合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以及用刑法进行保护成本过高等原因不适合用最严厉的刑罚手段对其进行保护。基于被害人教义学核心原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被害人保护可能性基本缺失,需保护性过于分散,本该适用于个人法益犯罪的被害人教义学理论,具体适用到我国刑法第四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时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立足于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法目的和司法实践可知此罪的法益实际上是比个人法益更高位阶的超个人法益,通过对高位阶法益的保护实现对个人法益即信息自决权的间接保护。信息风险社会中只要保证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实际控制者的信赖,公民个人就可以安心的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完善自己的人格,维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所以,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感是值得刑法规范对其进行保护的。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不会等到所有信赖都丧失的时间点才进行处罚,一般只要达到信赖足以减损的程度就会介入。这就是将民众依赖的社会系统可以发挥正当性的功能或者是对事态可能进行发展的预测可能性,用信赖利益这一形式将其法益化。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感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具有正当性,将此罪界定为超个人法益迎合了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