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以他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以伸张正义、尊重个性、自我发展为第一要义,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日本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爽畅的艺术气息,从而拉开了大正文学的序幕。武者小路实笃的文学生涯在1926年至1936年曾出现过空白期,而在?1936?年欧洲旅行之后,武者小路实笃卷土重来,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生涯中所谓的“第二个青春”。然而,此时的武者小路实笃已不再是那个曾经尊重生命、极力反战的人道主义者,而是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忠实支持者。《爱与死》是武者小路实笃在欧洲旅行归国后所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该小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拙论通过对《爱与死》中所体现出的作家对于死亡的认识的分析,探究作家人道主义思想的变化,并力求揭示其人道主义思想变化的原因所在,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武者小路实笃及其文学创作。武者小路实笃的文学作品多以恋爱为题材。他认为,追求真实的恋爱,乃是一种自我发展和自我扩大,由此可以促进人的独立个性的形成。小说《爱与死》就充分体现出了作者这种尊重个性的人道主义恋爱观。然而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作者对于死亡的认识,不难看出武者小路实笃的人道主义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爱与死》中,武者小路实笃出于对当时日本侵略战争中死去的士兵的同情而设定了女主人公夏子的死亡。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这些士兵死后会化为神,给生者以无限的力量。因此他认为他们的死是最美的死,是超越生的死。这种生死观美化了侵略战争中的士兵的死,是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充分肯定。武者小路实笃曾经宣扬“爱与善”的世界主义和人类主义。在他看来,国家是横亘在“人类”和“个人”之间,阻碍实现其世界主义的机构,世界的发展要远远胜过日本国家自身发展的利益。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武者小路实笃对国家的认识却不同于以往,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此时的他把国家的发展,即日本的发展置于首位,主张全体国民要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日本的对外侵略而努力。在《爱与死》中,武者小路实笃特别强调了“日本”这一国家概念,从而暴露出他的国家主义思想。他把东京定义为世界的中心,认为日本是亚洲的盟主,东方的代表。由此可见,武者小路实笃已经由一个尊重个性,提倡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的人道主义者转变成了宣扬日本国家主义,支持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武者小路实笃人道主义思想变化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思想本身的局限性。第一,武者小路实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其整个理论都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用人类本性来说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过程,这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武者小路实笃主张的“自我意识”、“尊重个性”,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传统和权威,但其核心仍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并且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受到当时日本经济、社会基础的制约,而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武者小路实笃追求的“自由”、“自我”是以不触动天皇制的国家整体为前提的,国家主义情绪深埋在他心中,当社会思潮、时代氛围发生转变时,这种本性便得以张显。第三,武者小路实笃的人道主义思想忽视阶级、社会、政治等因素来规划个人与人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脱离了客观实际条件。这种缺乏现实性的阶级调和思想也是武者小路实笃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之一。第四,武者小路实笃虽然反对过战争,但他对战争的本质及其根源却认识不清,这导致在二战期间,武者小路实笃摇身一变,成了支持日本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其次,在1926年至1936年这十年的“失业”期间,武者小路实笃独处于文学创作的反思阶段,开始从日本古代传统思想中,觅求精神汲养,潜心的研究一些被日本国家主义包装的历史人物,这使他重新认识了日本文化的所谓精髓之所在。而他在?1936?年的欧洲旅行中所蒙受的种族歧视之屈辱,更增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他坚信日本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这也是他成为日本侵略战争忠实支持者的原因之一。最后,武者小路实笃对于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从未持有否定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他人道主义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武者小路家族是日本的贵族,与天皇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武者小路实笃内心深处,始终怀有天皇崇拜情结,这种意识构成了武者小路实笃精神信仰的基础。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武者小路实笃就会把“自我”和天皇视为一体,对天皇制的肯定,是他支持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武者小路文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拙论只是围绕小说《爱与死》,对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变化进行了论述。关于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尚有许多需要研究的内容,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