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既古又新。东乡族土著先民河湟东乡羌人早在旧石器时代便开始用劳动书写经济史,所以古；东乡族主体经济生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识别的历史情境之中,所以新。与生活在牧业生计资源充足的草原腹地的游牧民族不同,也与生活在农业生计资源充裕的中原及江南腹地的农耕民族相异,东乡族及其先民长期生活在河湟地区农牧生计资源边界。在自然生态环境持续干漠化和人口集聚密度日趋超出自然生态环境承载阈限的前提下,如何驾驭不断变化的农牧生计资源边界,在变动中寻求自身的存续发展之道,是东乡族及其先民每天都要面对的经济问题。河湟东乡地区在历史长河中曾是政治边疆、军事边地、经济边区和文化边缘,军事屯田制长期主导其农业发展。东乡族土著先民后裔与非土著先民在蒙元以降完成从血缘、地缘、业缘、社缘到教缘的全面融合,从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其主要标志是撒尔塔民族自识与认同的确立,即典范文本中东乡族的诞生。由明而清,小农经济成为东乡族经济的主要特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独特创造——门宦制度开始作用于东乡族经济,进而以更加自洽于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门宦意识不断强化着撒尔塔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记忆。典范文本中的东乡族自元末明初时起成为土流合治下和其他弟兄民族共同开发河湟地区的劳动主体、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东乡回”是继“撒尔塔”民族自称之后,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统治阶级对现今东乡族的惯用指称。东乡回主体经济因官僚资本垄断而集千年经济矛盾于一点,引触了既有经济主要矛盾的总爆发,从而推动了东乡地区经济社会和东乡回主体经济的历史性巨变。由古达今,山地畜牧业、工商业和手工业均以辅助生业身份扮演着反哺农业这一主要生业的经济角色,这些辅助生业经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不断改造,集结于家庭这一生产基本单位之中,共同维系着传统农牧业生产。时至今日,自给性经济结构导致货币性收入低这一矛盾生成东乡族贫困生态,严重制约着东乡族主体经济的现代化和东乡族劳动者脱贫致富的进程。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而且是民族经济学与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必要一环。就现实言,摆脱贫困是东乡族及其先民的千年梦想。因此,研究东乡族经济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东乡族族源问题,从而将东乡族先民区分为土著与非土著两大类别,.并借以族源二分法展开东乡族经济史研究,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