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具有伦理属性。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翻译活动的伦理问题更加凸显。1984年,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此后,诸多学者致力于翻译伦理的研究并出版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著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安德鲁·切斯特曼。他提出了五模式翻译伦理理论,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这是目前较为全面阐述翻译伦理的理论。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荣获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对其进行了英译,译作发表后在国外广受好评,也备受翻译研究者的关注,但从翻译伦理角度对该译本的研究鲜见。本论文首先对《长恨歌》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了描述分析,其次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出发,解释了译者选择这些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原因。在对两位译者翻译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之上,阐述了译者翻译伦理对翻译策略与方法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五种伦理模式产生冲突时译者所作的协调。本研究发现:《长恨歌》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多样且运用灵活。对于原文的结构,译者在翻译时进行了保留。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姓名,译者采用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多采用音译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在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中,对体现上海地方文化的相关表达,译者多采用异化策略,然而在翻译其他文化专有项时,译者综合运用了异化策略和归化策略,选用了直译、套译、省略等多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在修辞层面,译者也是采用了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此外,为了与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一致或方便读者理解,译者还用了许多不太常见的翻译方法,诸如为大段的心理描写进行斜体标注,为直接引语的对话加上引号等。对《长恨歌》译者翻译伦理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翻译《长恨歌》时,两位译者对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均有重视。译者既注重原著内容与风格的再现,也关注译入语文化的规范与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因而,在不同翻译伦理模式的影响下,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当五种伦理模式发生冲突时,译者也进行了创造性地协调,旨在使译文成为忠实性和可读性兼备的佳作。总之,译者的翻译伦理思想极大地影响着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选择,译者对翻译活动伦理价值与层面理解的程度左右着译作的模态。本文希望通过对《长恨歌》英译本的案例性研究,为以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