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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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商集中撤资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研究外商撤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制度仍不完善,各地区制度发展不平衡。投资地区恶劣的制度环境不利于外资企业经营,促使外商投资者做出撤资决策。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外商撤资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将制度质量分为知识产权保护、法治环境、地方政府腐败、金融市场化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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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商集中撤资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研究外商撤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制度仍不完善,各地区制度发展不平衡。投资地区恶劣的制度环境不利于外资企业经营,促使外商投资者做出撤资决策。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外商撤资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将制度质量分为知识产权保护、法治环境、地方政府腐败、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市场化五个方面,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投资地区各项制度对外商撤资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具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增加前期研发和专用性投资、保护技术和专利收益、激励技术员工进行高技术投入降低外商撤资概率;法治化和契约执行通过减轻“外来者劣势”、减轻中间投入品价格扭曲降低外商撤资率;腐败控制和政府清廉通过减轻“外来者劣势”、降低经营成本、降低被投资地政府事后“敲竹杠”的概率降低外商撤资率;金融扭曲通过降低资产交易效率、凸显外资企业资金优势、增进合资双方互补性降低外商撤资率;经济市场化通过减轻“外来者劣势”、促进跨地区扩张和合作降低外商撤资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在华制造业外商撤资进行识别,并使用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投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公正和契约高效执行、政府清廉以及经济市场化均降低了外商撤资概率,而金融市场化提高了外商撤资概率。在更换制度衡量指标、更换计量模型、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加入交互项、区分独资与合资企业样本的方式证明了各项制度的影响机制,还发现大型外资企业凭借其谈判能力成为低效率契约执行的受益者,与国有资本合资的外资企业成为腐败的受益者。本文为提高利用外资效益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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