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行为一直是会计领域的研究重点,根据Hanlon and Heitzman(2010),企业避税行为被广泛地定义为一切降低企业显性税收负担的行为。企业实现避税目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通过只减少应税利润而不影响税前会计利润的方式,由于这一方式往往会形成更大的账税差异,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账税差异避税”;第二种是采用同时减少应税利润和税前会计利润的方式,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账税一致避税”。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度量指标只能反映企业“账税差异避税”程度,因此现有研究对企业“账税一致避税”行为缺乏关注。然而,现实中企业常常利用“推迟确认收入”或“虚列费用”等“账税一致避税”策略,仅用“账税差异避税”指标考察企业整体的避税程度有以便概全之嫌。在国际国内税收征管逐年增强的大环境下,研究隐蔽性更强的企业“账税一致避税”行为即能填补理论的不足,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我们采取规范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以Allingham-Sandmo税收遵从理论(1972)、Schole-Wolfson有效税务筹划理论(1992)和委托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为基础,重点考察了我国企业“账税一致避税”行为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后果。本文一共包括三个子研究:第一,我们以2003年至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类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账税一致避税行为,发现资本市场压力对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程度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由于缺乏资本市场压力,非上市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程度显著高于上市企业。在预期适用税率大幅降低时,非上市企业有更强的动机通过账税一致避税推迟缴纳所得税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国有控股的非上市企业这种动机较其余非上市企业更弱。第二,我们研究了中国上市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策略及其外部影响因素,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发现中国上市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程度存在差异。上市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程度不仅受到资本市场压力的影响,还受到外部监管和政府干预的影响。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程度主要受到资本市场压力的影响,而国有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程度主要受到外部监管和政府干预的影响。具体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较高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以及较低的政府干预程度促使国有上市企业更多地采取“账税一致避税”策略。第三,我们以2007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同时考虑“账税一致”和“账税差异”这两种避税策略时中国上市企业避税程度与未来经营绩效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企业避税与未来税前资本回报率、税前净经营资产回报率和税前经营资产回报率显著正相关,并且这种相关关系随着时间减弱。使用杜邦分析法,我们发现企业避税尽管提高了盈利能力(与税前营业利润率显著正相关),但降低了资产利用率(与资产周转率显著负相关),同时与税前财务杠杆效应和税前经营负债效应呈现出微弱的负相关关系。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企业避税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效应和资产利用率的降低效应更强。按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组检验发现,企业避税对机构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即治理较好的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效应更强。这些结果说明,在全面考虑企业的整体避税程度之后,中国上市企业避税行为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促进企业未来经营绩效,体现出“价值创造”作用。我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三点:第一,我们初步探索了可以广泛使用的度量中国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程度的指标,为研究中国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考虑账税一致避税和账税差异避税为研究企业避税策略提供了更加完整的框架,为文献中提出的企业“避税不足之谜”提供了新的可能解释,为考察企业避税对企业价值和未来经营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第二,我们的发现丰富了对国有企业避税策略的认识。不少研究认为我国国有企业较少采用税务筹划,所得税负担较重(郑红霞和韩梅芳,2008;吴联生,2009),这些文章使用的均是度量账税差异避税的指标。而我们用账税一致避税指标发现,尽管国有企业较少采用账税差异避税,它们在外部监管较强的时候会使用账税一致避税策略。并且在综合考虑“账税一致”和“账税差异”这两种避税策略时,企业避税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效应和资产利用率的降低效应比非国有企业更强。第三,Badertscheretal.(2016)仅考虑了资本市场压力这一外部因素对上市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的影响,而我们依据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独立审计师、税收监管和政府干预等外部力量,得出了与美国不同但是符合我国制度背景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企业账税一致避税经济动因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