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国家而言,公民教育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实施公民教育,可以有效地进行民族整合,培养民族认同,增强公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还可以宣传和普及现代化观念,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推进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从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来看,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作为国家形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建立的初期和政治重建时期,乃至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公民教育不仅是现代国家制度在教育上的鲜明标志,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在。中国在经历二十世纪的激烈动荡后,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完整而稳固的社会体制和观念体制,而这又依赖于现代化的“公民”。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核心力量,自然担负起“教化”公民的责任:通过确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扩大教育机构、繁荣大众传媒,为公民教育的发展铺垫了基础;通过体育运动、军事训练、仪式与纪念活动、新生活运动,提高了公民的个人修养;通过民众团体给予了公民活动平台。这些措施无疑为社会稳定、公民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教育本身具有政治属性和社会局限,政治上推行独裁的国民党为了打击“异端”,在“教化民众”时也“控制民众”:对教育系统进行渗透,以灌输党的意志;对公民实践进行操控,以规训民众身体;对社团组织进行干涉,以剪除党国的威胁。这使得公民教育陷入了“泛政治化”的泥潭,对力谋政治合法性的国民党形成了禁锢。国民党在“教化”与“控制”的矛盾中实施公民教育,民众在“党民”与“公民”的身份认同上苦苦挣扎,这纵然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但如何培养公民,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如何改变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相对立的观点,让公民社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缓冲带,从而有效利用社会力量来巩固国家政治,用国家力量来活跃社会,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