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被干泛认为是由市场机制驱动的社会制度大变革:传统的社会主义“家长式单位”被基于市场自由选择的合约形式的商品交换替代。因此,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兴起是在一种“波兰尼式”的双向运动中被理解为社会制度对无序的市场经济的补偿(反作用)。这种学术范式形成了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框架。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制度进化的研究为中国市场改革的历史转向(尤其是劳动制度的变迁)提供一种创新的解读。本研究认为单位制上的稳定就业关系和劳动合同保障在市场改革时代的中国仍然是重大关系的,即便在乡村劳动力持续涌入城市的情况下,稳定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护仍然是劳动制度的核心。制度的差异导致了结构化和层级化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受保护的核心劳动力在就业保障方面显著地高于不受保护(或很少受到保护)的不稳定就业群体;另外一方面,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构成了不稳定和社会保护的弱势全体。尽管近几年的一系列社会立法正在进一步加强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就劳动和就业保护程度而言,劳动者如何运用法律获得更多。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和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充满阐释意涵的分析框架。借用这个框架,我们得以深入地分析劳动者在面对诸如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等问题时,是如何在已有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开展行动的。作为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劳动法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回应,事实上,恰恰是劳动法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本省奠定了当代中国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