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净利润是2.3万亿元人民币,与之对应的金融业净利润额达2.1万亿元人民币,金融业利润与全国国企利润相当。2017年,我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自2018年年初以来,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一系列“强监管”措施,发展金融市场、加强监管、强化立法和公司治理等在政策组合中的权重越来越高。在过去的30多年,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课题。本文从现实经济条件中金融投资的发展趋势加剧以及其背后可能潜在的问题及风险出发,在了解其相关研究背景后综合了文献及理论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较为集中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已经有较多的理论基础,但以往国内文献中的相关研究基于传统财务指标,经营性活动与金融活动未能清楚界定和分离,如使用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作为经营性活动的收益指标,而事实上,净资产收益率中的净资产包含金融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中的净利润包含金融性质的投资收益。研究得出的经营活动与金融活动作用关系不可靠。本次研究基于Penman-Nissim分类方法(2001,2009)对两种活动的分离标准,基本上将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货币资金带来的利息收入无法准确从总利息收入中分离,所以非货币金融收益无法分离,但金融资产收益与经营性收益可以有效地区分),并以非货币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金融化衡量指标,参考了 Orhangazi(2008)的研究思路,模型综合考虑了替代效应和富余效应。负相关关系下的替代效应是指上市公司经营效率越高,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占总资产的比重越低,这是因为在一定的资本约束下,公司会将资金分配给收益回报率更高的资产即经营性资产来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正相关关系对应的富余效应则是当上市公司经营效率越高时,公司持有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越高,因为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公司已经将足够多的资源分配给了经营性资产,而且还有一定剩余,为了不使资金闲置,公司会加大在金融资产方面的投入。本次研究建立的模型有效地将替代效应和富余效应综合考虑起来,关注两种作用的引发条件,并将二者纳入了统一的解释模型中。之后以2012年到2017年间的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并把非货币金融资产中的四类金融资产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更加深入和具体。结果发现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重随着经营收益率的上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曲线关系;非货币金融资产细分的交易类金融资产、细分的委托贷款及银行理财等金融资产、细分的持有金融机构长期股权这四个变量也呈现相似的规律;非货币金融资产细分的投资性房地产比重与经营收益率无上述曲线关系,本文解释为经济下行压力下,投资性房地产的商品属性作用的结果。在行文框架上,本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实体经济金融化加深的研究背景,及基于此本次研究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之后概要性地介绍了全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是梳理金融化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并对本文选定的金融化指标——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重的相关研究做了梳理,通过文献综述结果定下了本文的研究方向,讨论了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对本文采用的理论和思路进行了详细阐释,更有逻辑性地对解释模型相关变量作用关系做了论证。最后对模型做了较为合理的预期假设。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记录了实证数据的主要处理步骤和重要结果,并结合研究设计中的理论基础对模型统计结果进行了阐释,验证了实验假设。第五部分是结论。总结了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本次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货币金融资产,但在利息收入科目下,货币资金利息无法与长期债券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分离开,故而无法计算出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收益,只能将金融资产总收益作为控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