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催生出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但面对这支特殊工人阶级力量,中国的工会制度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以及现有工会体系的乏力,开始迫使中国的基层工会展开一系列的改革尝试,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即是,这些改革尝试产生的动力是什么?基本的运行逻辑如何?它本身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可能性又是什么?在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从阶级形成理论的基本模式出发,以阶级的结构-意识-行动三重关系为框架,以受到全总表彰的工会社会化维权的“信阳模式”作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详细考察其改革的基本动力和实际效果,并尝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扩展来得出更加一般性的结论。本研究发现,从生成的动力学角度出发,“信阳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地方政府、工会自身以及工人群众四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在这四者中,来自工人群众的组织需求是工会改革的内在规定性因素,国家和地方政府则勾勒了改革的环境性底色,在这中间起到连接和催化作用的,则是工会自身谋求重新定位的努力。本研究还发现,“信阳模式”实践在工会的三大基本能力——组织覆盖、概念生产和行动扩展方面均有所突破。其独特的组织模式增强了工会对于会员的覆盖和影响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让会员在价值层面有所提升,同时也在工伤和帮扶等领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不过,组织覆盖方面对地缘关系的运用所带来的“小圈子”问题、概念生产方面对于非工人阶级意识的建功立业和社会奉献精神的强调以及行动扩展方面对党政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依赖是其固有缺陷所在。笔者认为,“信阳模式”的基本经验值得学习,但也需要实现对“圈子悖论”、“价值悖论”和“借力悖论”的突破。而这也揭示出未来中国基层工会改革立足劳资关系一线、建构劳动价值文化和培育自身独立性的一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