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该项制度具有较好的实践效果,有效降低了再犯率,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救济,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压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分别设立了刑事和解程序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却没有确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未成年犯罪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加之我国对于未成年人贯彻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具有被确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目前我国尚未确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并没有获得“特殊待遇”,仍然遵循《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至290条,即一般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这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例如,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未成年人履行和解协议的方式过分单一,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未与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效协调等。与我国不同,许多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程序、参与人员等都与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有所区分。本文对英国、德国、新西兰、日本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进行考察,发现其中许多立法经验可以为我国所用。例如我国可以在立法中构建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扩大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范围,可以扩大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等。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困境,以及域外国家的立法经验,本文认为我国应当构建起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该制度的具体建议如下:其一,应当扩大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范围。其二,从和解的参与人员、主持人员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进行设计。其三,完善监督制度、刑事和解达成后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制度等配套制度。其四,丰富履行和解协议的方式,履行和解协议的方式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金钱赔偿,未成年犯罪人也可以通过社会服务令、向受害人提供劳务等方式履行和解协议。其五,协调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关系,当未成年人案件同时满足两项制度的适用条件时,可以考虑优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