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新闻报道在解放之前起步较晚,发展也相对迟缓。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分别处于民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两大中心区域,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地位。两报曾分别对1932、1936、1948年夏季奥运会进行了客观报道,是当时参与奥运新闻报道的主要媒体代表,为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初始阶段做出了一定贡献。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使得奥运相关研究成为热点话题,奥运历史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奥运会在中国刚刚登陆时是什么状态?当时的中国媒体如何看待这项国际盛会、诠释奥林匹克文化、将奥运盛宴展示给国人?当时的中国媒体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奥运报道?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申报》、《大公报》得出的结论无疑最具有说服力。本研究以解放前三届奥运会《申报》、《大公报》的奥运报道为研究对象,试图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总结出作为当时的媒体代表,《申报》和《大公报》奥运报道在新闻操作层面的一般性规律。通过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申报》、《大公报》民国奥运会报道三届奥运会报道规模最大的为1936年,《大公报》此次报道水平更是空前;《申报》更善于使用图片和图表形式配合报道,《大公报》除1936年外,报道形式比较单一;消息自始至终为体裁的绝对主导,通讯和评论体裁从1936年报道中开始出现;对非比赛消息的报道比例呈增长趋势,比赛消息的报道呈深度化发展趋势;对决赛和本国选手的相关报道为报道重点;对同源稿件的处理上,《申报》比较详细,注重描写,《大公报》言简意赅,较有内涵;1936年中央社特派员冯有真的系列通讯《世运代表团随征记》向国人再现了中国代表团柏林奥运行,在扩大国人眼界的同时也引起了对国体政治、体育事业的种种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