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第500条以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模式初步建立起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但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是否包含机会损失、如何认定机会损失以及如何计算机会损失的具体赔偿数额问题,仍属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焦点。这也导致审判实践中,各法院对机会损失赔偿的裁判立场不一,观点莫衷一是。大量“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既反映出审判实践对机会利益的法理基础及价值意义认识不足,也反映出对机会利益量化的法律技术缺乏细化研究。机会亦即可能,是特定利益形成的前提,代表着一定成本的投入,具备独特的价值。若机会享有者所具有的获取某种利益或规避某种损失的概率降低或丧失,此种状况的转变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一种损害。根据损害赔偿法之构成要件,机会损失完全具有法律救济的可能性。即便是从国内外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来看,将机会损失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对象也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保护无过错方的应有之义。而直接以机会具有不确定性及机会损失赔偿超过当事人在缔约时的合理预见范围即封闭机会损失赔偿的请求权入口,则有以偏概全之弊,应具体情形具体分析。真实且实质的机会损失应予赔偿,某些情形下的机会损失具有可预见性。若严格要求机会损失赔偿的构成要件,并借助举证责任制度,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机会本身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题。机会损失具有可赔性,但并非所有的机会损失都应获得赔偿。机会损失本身所体现的不利益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但也不能忽视机会本身的不确定性问题。为了更好地平衡交易自由与诚实信用原则之间的关系、避免诉讼泛滥,应严格认定机会损失的构成要件:（一）主观上有过错;（二）机会损失实质存在;（三）缔约过失行为与机会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存在合理信赖。此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主张机会损失赔偿的一方须举证证明上述事实客观存在,并可请求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释明权,将主张的案件事实证明到高度盖然性的水平,让法官排除合理怀疑、形成内心确信,以此为机会损失赔偿奠定法理基础。为减少司法实务中量化方法的适用混乱,在认定机会损失存在的情况下,可在区分机会损失实现可能性的基础上,视情况选择不同的量化方法。若原告方主张的机会并非完全可实现时,可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比例赔偿法,以机会损失的比例乘以依履行利益确定的数值来判定赔偿数额;若完全可实现的机会遭受损失,受害方可用替代合同差价法、市价差法来主张相应的损害赔偿额。当以上方法都无法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而损失又确实存在,此时法官应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结合具体案情、基于现有证据、依据公平正义等各项因素对赔偿数额做出合理判定。此外,为避免损害赔偿范围的无限扩大、影响交易自由及社会秩序,应对赔偿数额加以必要限制,要避免重复计算、遵守可预见性规则、进行过失相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