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根据国家发展和改委委员会的数据,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并继续在合理区域内运营;多数行业保持增长态势,六成工业产品产量实现增长,工业产品出口增长平稳。行业新动能增长较快,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迅速提升,部分新兴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迅速。本文基于财政分权理论、环境规制理论以及制造业产业集聚理论,利用2000—2016年中国20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先后分析了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保护主义、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现状与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各要素密集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各产业的大体趋势与总体变化趋势保持一致;大部分现有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趋于强化,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与集聚程度较低行业之间的差距较大且持续不变;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出现明显阶段性特征,由最开始的稳定增长到下降,最后趋于平稳,整体呈现倒“U”形。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集聚趋势也存在明显差异,研究期内技术密集型产业整体集聚水平下降,但是集聚程度普遍较高,其中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程度相比也较高,化学纤维制造业集聚程度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状态。财政分权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的集聚呈显著负相关,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加大,制造业会越加的扩散;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业集聚之间呈现“U”形关系,环境规制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也为正,此外,目前的环境监管处于“U”形拐点的右侧,对中国整体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综合影响;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对制造产业集聚产生正效应。就制造业分行业而言,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对高集聚产业影响显著,且与整体回归结果一致;但是就低聚集行业来看,二者对低聚集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力度较小,虽然回归系数符号与整体回归一致,但是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