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民众权利意识不断苏醒和治理模式不断变迁的过程。当前,改革不断深化,经济体制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调整相互交织,社会中原有的利益格局不断分裂重组,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与相对滞后的社会制度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健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如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征地拆迁中农民利益被侵蚀、环境污染问题加剧、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公共权力滥用、公职人员腐败现象严重等。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情况屡见不鲜,中华大地上不断地上演着各类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干扰经济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许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是由公共政策失误引发的。公共政策制定者“人本理念”的缺失和社会问题预见能力、处理问题能力的缺失,且累于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的不合理,造成政策失误,直接损害到民众的利益,点燃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而政策制定过程中,问题丛生,“暗箱操作”滋生了腐败的土壤,权力异化,信息不公开,缺乏与民众互动,难以真实地了解民众诉求,加之社会监督缺失,又为政策的失误提供了“保护伞”。政策制定过程中民意缺失,致使公共政策政治合法性基础动摇,以至于政策执行受阻,为群体性事件埋下“祸根”。在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以及权利救济渠道不畅的社会背景下,限于法律素质和社会资源的匮乏,民众难以采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面临的困境,在追求生存机会的压力之下只好寻求群体性事件的路径依赖。况经过多次与政府的博弈之后,群体性事件处理结果也让民众相信这种方式的有效性。然而,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大多采取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阻塞交通的方式,甚至经常发生暴力械斗以致对国家机关实施打砸抢烧等行为,且时常伴随流血事件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给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同时,也为社会有序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加了障碍。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且行动组织化不断加强,“意见领袖”的作用不断彰显,技术化手段的应用,尤其是与网络强大的力量结合,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增加了社会管理压力,使得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治理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课题。如何有效的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俨然已经成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素质,保障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增加民众对政策的支持度尤为重要。充分完善民众的参与和表达机制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已经成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一剂良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组织管理制度、重大项目维稳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听证制度的完善更是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的通畅更是不可偏废,沟通协调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机制的完善和改革更要加快进程。民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对于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民主化进程,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俨然已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