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可中国能耗强度较高的现实,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特征、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化以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需求结构的固化,那么在能源定价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的今天,节能与增长也许具有内在的矛盾。然而,”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数量目标的确定,节能约束与节能规制力度的增强,却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大冲击。中国经济在完成节能阶段目标的同时,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反映出的一些零散片段,却似乎将问题导向了并不乐观的方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新呈现出节能与增长间无法调和的对立关系,那么,在产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中国GDP能耗的下降是源自何处?节能硬性约束形成后,现实节能路径是如何确立与形成的?为什么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节能规制表现出显著的作用,而在后续的时间段上,却又与增长形成对立?节能路径的选择是否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是得到缓解还是继续累积?我们正是试图从实证分析中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和依据。本文首先从工业部门能耗强度的历史轨迹和变动特征入手,衡量了节能量化目标的科学性与现实基础。能源效率的改善确实一直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微观能效改善的趋势并不能改变我国工业能源效率低下的现实,地区过度竞争所导致的市场分割与市场保护都限制了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其往往使得工业企业具备了高能效的技术能力却缺乏实现高能效的现实环境。多种因素及深层次矛盾的存在加大了节能目标实现的难度。针对工业能耗强度的分解分析揭示出能耗下降的源泉在于部门能效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作用并不明确,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建设加速、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得到固化,那么产业结构对能耗强度或许将表现为负向影响。如何将产业结构调整纳入到节能降耗的政策视角中来,将决定着节能目标的未来效果。接下来,为后续工业行业能耗水平决定模型的建立,我们对于能源效率的度量进行了处理。出于能源效率度量的困难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方法的缺陷,逐渐形成了能效衡量的应用思路,通过面板模型规避了结构变动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通过有效的技术进步度量,以此表征工业行业的技术变化与效率改善,从而将技术进步的影响纳入到了能耗强度变动的机理分析模型中。具体的,在比较技术进步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应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进行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并将之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变化。结论证实在样本期内,工业增长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增长依旧是我国工业生产的典型特征。TFP的负增长主要由规模效率的恶化所导致。这实际上对节能路径的确定提供了实证依据,强制性的规模整合确实能够迅速且显著的改善生产效率。在上述基础上,针对相关文献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中解释变量的零散、多变和不统一,从产能实现、要素配置变化和规制与禀赋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划分与归并,特别的,我们还注意到行业规模变动的细微特征,通过两个指标衡量了工业行业平均规模的变化及区域间规模的差异,从而实现了行业维度与地区维度的融合,进而考察了其对能耗强度的不同影响。工业能耗强度的水平决定模型结果表明,规模整合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能耗强度降低,有着显著且积极的影响,但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能耗变动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技术、价格、能源结构的影响同样反映出行业的异质性,这决定了节能路径的选择必须体现这样的特征,单一、平均的节能措施与政策应用,将会在不同行业中产生差异的效果此后,我们将视线从能耗水平的关注转移到了要素配置环节,基于行业技术与配置效率的差异化识别而展开的分析,进一步印证了我国能源价改滞后所导致的政府诉求与微观需要矛盾的存在,特别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其配置效率的优化将产生更多的能源需求,这也部分的解释了当前节能路径的选择为何仅仅集中在技术效率的改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政府与生产者的方向一致。但是,规模报酬效应的行业差异事实说明借助于规模提升的节能路径不能在所有行业适用；而借助于要素替代的实现完成节能降耗目标只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实施,资本市场的完善、融资渠道的畅通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确实能促进这些行业能耗水平的降低,而资本密集行业资本形成加速及体制优势造成的资本廉价,却会对我国工业能耗降低与就业产生负面冲击。最后,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文针对工业节能路径的形成与确立进行了思考。首先从横向行政约束与纵向行业管理的角度论证了节能目标平均分解的唯一性。也正是由此,基于目标融合的考虑,在多目标诉求体系内,当前以规模整合为主要特征的节能规制与政策实施确实在短时期内迎合了多方利益主体的需要,也显示出显著的降耗效应。这实际论证了以规模升级和落后产能淘汰为主要手段的工业节能路径形成的必然性与唯一性。但恰是由于当前路径的单一及对市场调节和要素配置变化环节的忽视,当前节能路径的长效性与可持续性便值得怀疑。以此为路径,节能约束的形成并不能够对高能耗行业产生抑制作用,并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轻型化发展,反而在地方政府偏好存在条件下,将进一步加剧轻重工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并没有得到促进与帮助。可持续与长效节能机制的建立,当然的需要政府的干预与行政约束力的引导,但最终的主体必须从政府转移到生产者上,以生产者自省和微观主体的内在激励机制为核心,才‘能引领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