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导致了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很多社会与文化变革的思潮,如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存在主义等各种潮流。人道主义思潮也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在论及“思”何以成“潮”时,梁启超曾指出,正是由于“思”既有重大价值,又符合时代需求,才促成了思想以潮流的方式出现。以此为观察点,我们能够发现80年代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潮分别从各自学科的范围内,分享、表达和解决了同一个重要的议题,这就是“人”的问题。80年代“人”的问题,以人道主义的面貌展开。人道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的思想体系,它是一个超越时间限制、在特定历史场合中反复出现的、关怀价值有显著变化的“主题”。因此,人道主义就不是一个简单自明的思想体系,它的发生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核心价值关切;它的讨论也意味着对这种关切的解答。通过对“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思潮”的考察,围绕着它关于“人”的言说展开研究,形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即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借用了哪些话语资源,形成了“人道主义”这一特殊话语及其构造。同时,这一特殊的话语形态何以构成了一种整合性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来展现其在80年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诉求。本文在研究视角上,从知识与思想的互动关系出发,借助两条不同的问题线索展开分析。一条线索是以“思潮”为对象,它涉及到80年代的中心关怀、理论预设和论辩焦点;另一条线索则是以思潮的“思”,即它的观念内核“人道主义”为对象,它涉及到“人道主义”的观念起源和变迁脉络。从这两个性质不同、但又共同构成了研究主题的线索出发,本研究主要回应了: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思潮为何发生?表现为哪些话语形态?借用了哪些思想资源?以及思想分歧如何在知识论辩的层面展开?思潮在回应80年代的中心关怀时,获得了何种成果?概而言之,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实际上以“人”为中心问题,对“人”做了理论上的再发现、再探讨和有限再确认的过程。在80年代初期,“人”之所以构成了社会的核心关切,其原因在于,随着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影响,原有的“阶级的人”话语被逐渐地理解成只有人的阶级性。80年代初期,在文学的感性反思和美学热中强调美是人的体验的共同推动下,思想理论界开始将理论视点回归到“人”的主题上,即“人”的再发现。伴随着“人”的再发现,思想理论界借助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成果、1950-1960年代社会主义内部的边缘思想资源,来探讨和“人”有关的理论问题,也就是“人”的再探讨,并在相互论辩中形成了思潮最具有症候性的问题结构。这些对“人”的感性书写、知识论辩,并非没有价值,而是事关重大。实际上,文学的感性书写,强调个体作为“人”生而有之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理论的知识论辩,不仅是思想差异,更重要的则是以何种理论资源和认知框架去理解和解题。最后,沿着我们的考察,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思潮,以两位具有重要身份的理论家:周扬、胡乔木的介入知识论辩而消退。但是,相较于只强调“阶级性”的话语来说,伴随人道主义思潮消退的同时,它也在理论上完成了对“人”的再确认过程。从思想史的连续性角度来看,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可以说它是后来的“主体性”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以人为本”思想的起点。因而,它也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观念兴起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