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度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历代正史特重政治史,对于攸关政治运转的职官制度特别是中央职官制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从汉至唐,中央职官系统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的演变。三公、三省、六部的研究已经日趋严密,而对于汉唐时期九卿制度的详细研究则相对较少。一则限于史料,九卿系统远不如上述三类职官系统的史料丰富;二则由于九卿制度本身涵盖官职极多,逐个进行研究工作量极大。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其中职官制度的每一项元素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时代的影响,九卿系统自然也不能例外。由于此问题涉及职官太多、牵涉的知识面太广,本文拟从九卿中挑取太常一职先行考索,主要分析太常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变及其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常系统比较稳定,具体行政上基本沿袭两汉之旧,这大概是因为太常在这个时期不是实权部门的缘故。三国太常职掌基本沿袭两汉,以宗庙礼仪为主。其官职品级与地位都较高,一般任太常者有机会升至官员的最高层,如司空、丞相;或者以太常终官。孙吴太常则多领尚书事,以便辅政。两晋时期太常的变化,就其内部而言,在于设立国子学这一新的教育门类;外部而言,东晋正式设立祠部尚书,对太常的职能及其行使产生了一些影响,南北朝时期也正是围绕太常和上述部门及其职能的关系发生变化。太常下属的职官,除了专司教育的诸博士以外,如太史、协律校尉、太乐、太庙等职官,多是两汉旧官。他们有的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胜任,但都与“制礼作乐”等礼仪性质的事情有关。从太常系统内部这些职官的设置,可以看出太常管理事务的繁琐,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官员不愿任职太常的原因。对于太常系统来说,此期最大的变化当是东晋祠部尚书的设立。据严耕望先生《论唐代尚书省的职权与地位》的研究,我们知道唐代的太常寺归礼部尚书管辖。但是,我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未见到由祠部(礼部)尚书直接领导太常的例子。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的趋势是尚书省与九寺卿监之间逐渐产生对应与领导关系,具体到太常系统,却只能说处于尚书省的领导之下,虽然祠部尚书与太常之间必然在事实上已发生了某种对应关系,但限于史料,还不能说二者间的关系已像唐代那样整齐、严密。就太常系统内部而言,西晋设立国子学,使两汉以来传统的太学受到影响。门阀势力的逐渐强大,国子学成为贵游子弟的就学场所,太学不为人所重。这本来就是一个门阀士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的时代,门阀子弟之不愿亦不屑从事于学术活动自属必然,结果自然是“博士倚席而不讲”,无论是新设的国子,还是旧有的太学,都处于衰弱状态,其颓势至唐始振。曹魏于太常系统中新设一太常博士,这是一个在制度上全新的职官,过去的一些职官专书,像《唐六典》,似未能将其与汉代以来的《五经》博士区分开来。但是由于太常博士、国子博士、太学博士三者在议礼、议谥等礼仪讨论场合都有发言权,史籍常常也笼统地以“太常博士”目之,故很难确指某一博士究竟属于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