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毒品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虽然在建国之后的近十年内,通过各种积极措施,以“无毒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毒品问题又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不仅传统毒品(如海洛因、鸦片)的违法犯罪日益严重,以冰毒为代表的苯丙胺类和氯胺酮类新型毒品的蔓延趋势也很严重,已经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毒品；毒品犯罪的手段也日益高科技化,近年来,利用新兴技术网络等现代通讯介质实现毒品犯罪的案件频频发生,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利用这种形式实现的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更大,寻找到有利证据的难度也更大。我们要意识到,很多以前的措施和法案,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禁毒工作,如何不断摸索适合新形式的措施,如何最大限度的使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如何有效的打击毒品犯罪问题,使人民群众有个安康幸福的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迫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的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经过第二次修正,在证据的取得和认证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毒品犯罪案件表现出特殊性,以至于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证据的取得难、认证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必然导致很多毒品犯罪分子不能最终在法庭上被定罪量刑,逍遥于法律之外。因此如何在以前禁毒工作的基础之上,更加高效的发现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证据、获取证据、把证据变为打击毒品犯罪的有力武器。特别是对于电子证据、特情获得的证据、控制下交付获取的证据、证人证言这几类对毒品犯罪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证据来说,需要更明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