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而赋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传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文学现象呢？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都被传统文化思想所浸润，并且滋生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文人学士创作的轨迹时时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印痕，他们的创作有着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整和体，以语言文字的物化形态荷载着诗人的心灵。黑格尔曾说：“它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大胸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黑格尔《美学》中译本第一卷第50—51页)本文先从文化的视角切入论题，认为民俗节庆，如望祭山川、春社登春台、重九登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最早的礼是一种祭祀活动。如果说望祭山川、春社登春台是一种形而上的社稷之祭，那么重九登高则是一种形而下的亲情之祭。其次本文从儒道思想的天人观出发，认为儒家人格关注民生疾苦，关注天下的情感可以在登高望远中得以宣泄，道家“独善其身”的价值追求亦可在登高望远中得以舒展，而二者的人伦亲情需求则可在登高而赋中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随着中国科举制的施行，创作成了文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于是登高而赋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和行为认同，这种价值判断和行为认同也慢慢地积淀为我国古代文士的“集体无意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登高作品在其内在的事、景、情、理的结构方面，有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漫长过程：事逐渐减少并趋于稳定，景慢慢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情和理逐渐登上了登高作品的舞台，并且成为登高作品内在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随着登高作品的发展成熟，作品的主旨也不断发展，渐趋丰富，蕴藉多义。除了最初怀人、思乡的主题之外，登高主题扩展到个人志向的抒发、历史的凭吊以及政治失意等方面。先秦两汉时期，登高作品处于起步的阶段，作品中叙述占据主要地位，主要是对登临这一行为的叙述和对登临者心绪的叙述；景物的描写很少，登高的意蕴随着登高行为而展示殆尽。登高的主题主要是思乡、怀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登高作品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世主流登高诗的内在结构——叙事逐渐减少，景物描述占有较大比重，而且，在抒情方面有了一定的哲理成分。登高主题不仅有前面的怀人、思乡、而且有许多抒发远大志向、历史凭吊、政治失意的作品。唐宋时期，登高作品走向了成熟。总体而言，登高作品在叙事方面比较精炼，在景物的描写上具有了对“高”、“远”两方面的重视，作品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也较为深化，基本上达到了事、景、情、理内在结构的和谐。登高的主题除了委婉细腻的怨别伤离、怀人思乡之作，更多的是表现了诗人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舍我其谁的生命价值感及忧国伤时的社会忧患感。在第三章，笔者运用格式塔心理学论析了文士登高而赋的情感动机，认为登高望远时创作主体遭遇了“自然”这一审美对象，进入了审美境界，物理上的“高”、“远”与登临者心理上要求超越世俗、追求自我价值心态的“高”、“远”发生了异质同构，它们内外沟通，双向对应。因此，文士一旦有了登临之举，就会受外在自然情景的激发，在登临时“睹物兴情”，而且切入历史，社会以至于个人的遭遇，由“所见”而及于“不见”，自“观看”而引发了“想像”，获得了美感经验，使文士产生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登高这一审美活动成为作者生命意识突然醒觉的阶梯，“观者”登高所见成为观者情怀的展现与超越，从而使登高创作在文化视野下的考察成为自我与世界“真实”关连的一种探索与朝圣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