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警务沟通是警方与公众(包括作为特殊公众群体的媒体)的一个良性互动过程,双方可以通过信息交流达成有关警务工作的共识。然而,在某些涉及警方执法的案件中,部分公众不认同警方所认定的案件真相,与警方在案件真相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议。论文以李启铭交通肇事案、徐纯合暴力袭警案和雷洋抗拒执法案这三起典型案件为例,通过大量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并运用议程设置理论、认知不和谐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和预防接种理论,对警务沟通中的案件真相争议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引发警务沟通中的案件真相争议问题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异常复杂的。其中,公众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出现在媒体特别是自媒体上的抽象信息煽动了公众的仇警、仇官、仇富情绪,类比信息强化了公众对警察执法不当、不公的偏见,细节信息转移了公众关注案件本身的视线,虚假信息强化了公众对警方及其通报的案件真相的质疑,无关信息干扰了公众对真相的判断以及依赖“常识”和顺从主流意见气候进行真相判断使公众进入了误区等;媒体方面的原因主要是:部分报道或评论具有倾向性、煽动性、虚假性以及以偏概全等特点,扩大了公众与警方之间的分歧和争议;警方的原因主要是:个别警察执法不当带来的消极影响、警方舆论应对机制不完善的影响以及侦查工作中保密规定和要求的影响等。针对上述问题及原因,公众、媒体和警方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警务沟通的能力,以逐步减少分歧和争议,最终达成基本共识。就公众而言,应当尊重警方基于专业的调查而获得的证据,而不是依据“常识”进行判断;应摆脱因既往案件中个别警察执法不当、执法不公而带来的对警方的偏见;应提高辨别真假信息的能力,不轻易被虚假信息、不良信息所影响。就媒体而言,在报道和评论受到公众关注的警察执法案件时,应注意恪守真实、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职业道德,为警务沟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就警方而言,可通过主动设置沟通议题、依法处理网络谣言制造者、借助第三方机构澄清事实、公布证据并以案释法、积极回应类比信息等方法完善舆论应对机制,减少公众与警方之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