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医学在以《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经典的主流医学之外,仍然存在着道医、铃医、巫医等其他医学门类,其学术与主流医学存在明显差异。同为华夏医学之脉,各自学术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其学术思想、医疗技术源自何时何地何人?如何发展?各门类之间关系如何?目前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集中于道教医学、方士文化方面,还没有“方士医学”相关的专题研究。本研究采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方法,着眼于整体的中华文明得以缔造、各文化因子得以落实的汉代,以承上启下的方士医学文化为立足点,搜集现存医学文献、史志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相关道家道教文献,少量其他朝代医学文献,参考现代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考据,上寻其源,下顺其流,力图理清汉代方士医学的学术起源、传承、发展脉络,明晰与儒医、道医等中医学主要门类的历史学术渊源与流变关系。医学自远古至汉初这一段历史时期,总体来说,并不具备学术及技术上的独立性,一直是作为“究天人之际”有关学术及技术的附庸而存在,初纯为巫术附庸,历春秋战国时期,经阴阳五行化改造,作为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的实用技术之一,医术很快作为方术附庸而存在了。较完整的方士医学体系,由“医-方-巫”三种元素交叉作用演变,大概在战国末期阴阳五行理论整合完善之后而形成。对于方士医学形成过程的分析,本研究分别关注“医-方-巫”三元素的交叉作用,分成“工”和“术”两个层面来探讨。第一,从“工”的层面来看：医源于巫。上古时期,巫医不分。大约至战国时期,医官开始分化出现,至秦汉完全独立,形成了稳定的太医制度,其他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待诏”等官职。巫职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被分割细化,职权逐步缩小,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西汉初设立七巫职,其职权不断被方士所侵夺。至东汉,巫家出身已不能为官。方士阶层来源于“王官”,上古官学尽由巫阶层所掌握。春秋时期,官守分化、没落,官学下替,阴阳五行思想应用于实用技术,产生了方士阶层。方士阶层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方士阶层在汉代地位较高,武帝之前主要是神仙方士获得更多进入上层的机会,武帝之后逐渐儒生化、士族化,儒士化的方士精英拥有相当尊崇的社会地位。在“脱巫入方”这一点上,医工层面与医术层面并不同步,医工的脱巫肯定要比医术迟得多。汉代医官并不是世官世业,应当都是由方士选拔而来。第二,从“术”的层面来看：巫术无疑是早期实用技术的一个源头,但很难说方术完全起源于巫术,也很难说医术完全起源于巫术。方术和医术都是多源合流形成。方术起源于“气一元论”、“阴阳”、“五行”思想萌发发展的过程中,当这些思想被运用于指导实用技术之时,便形成了方术,大部分方术的技术形式是由巫术脱胎而来。医术的起源非常早,最初受巫术支配,但一部分医术如针石、本草汤液、导引按跷、房中术等,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特异性和独立发展能力,并不能很好地被巫文化理论消化,当方术理论平台出现后,这部分医术接受了阴阳五行化的改造,便迅速“脱巫入方”了。方术还改造了一些巫医术的鬼神信仰,又以阴阳五行理论改造了部分祝由术、厌劾术和禁忌法。无法被方术彻底改造而保留的巫医术,称“巫源医术”,是指秉持“万物有灵,天人相应”的理念,以非理性的“相似律”或“接触律”指导的医疗行为方式。巫源医术主要存在于祝由和厌劾祠禳两类术式之内,多与方术杂糅共存,颇难区分。巫源医术一直延续着生命力,盛行不衰,在汉代,不止为巫觋所掌握,大部分方士亦不废此。巫源医术固然在“天人相应”的理念上与方术相通,但其秉持的“万物有灵”的理念,以非理性的“相似律”或“接触律”指导的行为方式,具有固守和夸大“超自然力”并使人盲目信仰的“宗教化”倾向,都与广义方士医学的原始科学体系特征和“科学化”倾向背道而驰。虽然大部分方士并不排斥将巫术应用于医疗,但少数有影响的方士已有意识地摒弃巫术,扁鹊“六不治”中的“信巫不信医”、张仲景“宿尚方术”而又反对巫医便是典型。汉代方士医学的形成过程中,方仙道神仙方士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起源于燕齐地方的神仙传说与信仰,产生早期的神仙方士与方术,同时此处亦是“砭石”的产生地,初步与医学结合,形成独特的地方医学文化(扁鹊医学)。至战国末期,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产生了理论体系成熟的神仙方术理论。同是阴阳五行思想为纲,但为追求长生成仙,神仙方士发明了独特的理论和技术,反映在医术上,形成了鲜明的诊法(内视)、疗法(扶阳)、用药(金石毒药)、剂型(丹剂)全系列特征,覆盖针灸、本草汤液、行气导引按跷、服食、房中、符篆、禁咒各种术法,本研究将此类医术称为“仙源医术”。仙源医术渗透于汉代方士医学各门类之中,在汉代方士医学内容中占据主流地位。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继续发展,不断扩大影响。不只在实用技术领域如兵家、数术、方技迅速占领阵地,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取得突破。如汉初黄老思想盛行,阴阳五行便与黄老思想结合；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与儒术紧密结合,儒经的方术化产生了谶纬。加之西汉诸帝多好求仙,带领了全社会求仙热潮,造成了方仙道的流行。数条线索交叉发展,造成了汉代学术方术化的大统一趋势,也使方士地位得以提高,少数方士精英足与儒士相拮抗。学术大一统之下,汉代儒术自西汉后期开始,产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在西汉后期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同时,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遂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汉末,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遍注群经,形成郑学,今、古文之争遂息。今古文之争的学风变化对方士医学的儒术化具有直接影响。汉代方士医学主要由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内容构成,其中医经又分黄帝、扁鹊、白氏三家。扁鹊医学是汉代方士医学中学术地位最高、传播地域最广、从业医者最多的一家；黄帝医学反而鲜见记载,并不活跃；白氏医学更是完全失去相关记载。《汉志》所载各家典籍,今仅《黄帝内经》传世,此外经方家的《汤液经法》可以从陶弘景的《辅行诀》间接获得其学术思想和部分内容。受神仙思想影响较大,运用仙源医术较多的,有扁鹊、汤液经法、神仙、房中数家。经阴阳五行化改造后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亦属于方士医学内容,因其常为四家方士所兼用而不专用,在整个汉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汉末方士医学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华佗对扁鹊医学的传承和发扬；张仲景融合医经与经方并进行“古文经学化”改造；方士医学的“今文经学化”改造产生运气学说；道教的初兴糅合了神仙家、房中家与巫术,等等。如果处在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很可能引起医学界新一轮的百家争鸣。但是汉末社会动乱不堪,各家医籍医学都存在自身朝不保夕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学术争鸣的条件。对于各家学术来说,谁能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谁就能赢得不争而胜的学术胜利。仲景的著作被王叔和编次而保存流传,客观上仲景医学也赢得了与同时代的华佗医学无形学术之争的胜利。汉末方士医学各家学术的显隐,带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但背后也隐含一些必然性因素。仲景医学与儒学发展大方向吻合而终成显学；今文经学、神仙文化的衰落,分别与运气学说、华佗医学的幽隐对应。社会大背景、主流学术大背景的变化便是这些偶然历史现象背后隐含的必然原因。汉代之后,方士文化式微,方士阶层不再具有明显的阶层特征。其上流精英分流为儒士、道士。下层方士仍然存在于社会,但范围大大缩小,只包括不入道籍的神仙家和非儒士的术数家。汉代之后,方士医学各种类与巫源医术交织发展,转而形成儒医、道医、铃医、祝由科等主要门类。儒医主要由黄帝医学、经方家结合,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发展而成。道医全面吸取融合了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各家以及巫源医术,而以其中的仙源医术为主要特色。铃医主要继承发展了扁鹊医学的一部分毒药攻邪的特色。祝由科则主要由巫源医术以及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糅合而成。汉代方士医学对后世医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的中国本土文化分为两大系统,即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方士医学顺应这种变化趋势,主要为儒、道文化所分割。儒医与庙堂接近,道医与江湖接近。此外,民间方士仍然存在,以医、卜为生者绝不鲜见。儒医,以儒家文化为依归,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和谐”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孝悌伦理,尊奉孔孟之道,以“三纲五常八德”教化万方百姓为宗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道医,以道家文化为依归,大要在于法于自然,修德行善,“内修金丹,外修道德”,以医弘道是道教之士的传统。“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方士医学的鼎盛时代已然不再,但医者“原诊以知政,论病以及国”的精英意识仍然最大程度地流传了下来。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勾勒出汉代方士医学学术起源、发展、流变的大致框架：现有医疗技术相关门类,主要包括砭石、灸炳、毒药、九针、导引按跷、服食、房中、祝由、厌劾、禁忌等,全部起源于上古时期。其中,祝由、厌劾、禁忌属于巫术,其余门类虽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但在上古时期都从附于巫术。春秋时期开始,“气-阴阳-五行”作为哲学观念和指导应用技术的理论逐步兴起,至战国末期整合成熟。以“气-阴阳-五行”理论指导的应用技术统称方术。砭石、灸炳、毒药、九针、导引按跷、服食、房中医疗技术找到了比巫文化更好的平台,迅速完成了“脱巫入方”的阴阳五行化转变。与此同时,祝由、厌劾、禁忌类巫医术也在不断受到方术化改造。到了西汉初,即已形成以医经(分扁鹊、黄帝、白氏三家)、经方、房中、神仙四大医学门类为主流,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类医术为辅翼的汉代方士医学体系。与此同时,未能被方术化的巫医术也普遍存在于汉代社会。这种情况基本一直持续贯穿两汉。到了汉末,华佗继承了扁鹊医学并发扬光大,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医方士,但因横死于狱,书稿无传,使扁鹊医学一脉顿然衰微,后世几乎无闻。方士医学的谶纬化(今文经学化)产生了运气学说；张仲景融合医经(主要是黄帝医经)与经方,完成了对方士医学的古文经学化改造,开创了以《伤寒杂病论》为经典的仲景医学体系,二者在后世的结合,形成了儒医体系的骨干。汉末道教兴起,吸收了方士医学的神仙、房中两类,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形成道医的鲜明特色。但道教在初兴时利用巫医术进行宗教化活动,使巫医术在汉末极为活跃,嗣后也成为道医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道医对方士医学的其他门类也都兼收并纳,形成了非常庞杂的医学体系。汉代之后,自唐代开始,官方设立祝由科,其技术主要由方术化的祝由、厌劾、禁忌之术糅合巫医术而成。江湖中出现一种走方医,又称铃医,其技术主要继承了扁鹊医学中毒药攻邪的一面。方士医学作为汉代主流医学形态,在两汉盛行约400年,上承巫医,下启儒道医学。方士医学是在汉代方士文化繁荣、阴阳五行理论学术大一统形势下,中医学呈现的一种特殊医学形态,其体系非常成熟,已具备后世中医学的所有核心理论基础和完善的医疗技术形式。神仙化、儒术化是汉代方士医学“科学化”发展的两种趋势,但无论哪一种趋势的发展,都未脱离阴阳五行思想的核心。从学术内涵来说,当今各种中医学门类仍然属于广义的方士医学体系。对汉代方士医学进行的研究,或可为当今中医学的“科学化”进程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