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依托人口红利,我国出口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竞争优势。但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成为世界上被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这与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极为形似。在被美国频繁反倾销后,日本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了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这不由得引发我们的思考: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是否可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就现有文献而言,已有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分别就反倾销调查和产品复杂度进行了研究,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比较有限。目前国内分析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影响的文献普遍忽视了样本的选择问题,即无法确定是由产品自身特征还是反倾销政策引起的,且也没有对具体的影响途径进行专门的分析,这为本文提供了相应的研究空间。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作为识别工具。结合世界银行全球临时贸易壁垒数据库（GAD）和CEPII-BACI双边贸易数据库,本文利用1998至2014年美国对华反倾销HS6分位产品的数据,研究美国反倾销对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复杂度影响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经分析后,结果发现:美国反倾销调查对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但仅具有较短的持续性。区分产品异质性特征后,本文发现美国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低技术产品造成的,反映出我国出口产品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时具有脆弱性。区分是否被征收最终反倾销税后,发现美国对未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产品复杂度的抑制作用比征收最终反倾销税具有更长时滞,这也反映出我国出口企业的机会主义心态。为了验证基本论点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对已测算的出口复杂度进行重新修正、剔除掉同年被其他国家发起反倾销的样本、剔除掉被美国多次反倾销的样本等。在进行各种稳定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然成立。此外,本文对美国反倾销调查如何影响我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检验分析。分别将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发现美国反倾销调查导致相关产品出口量大幅下降是其主要影响途径。最后,考虑到由于我国对美国和非美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量的变化存在不同趋势,因此本文进一步对美国反倾销调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两种效应均为负向作用,但直接效应的影响更大,并且持续时间也更长。本文的启示在于: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练好内功是关键,被动消极是行不通的,政府与相关部门应当采取主动积极的策略。因此,一方面,要促进出口优化升级,健全贸易支持政策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层次鲜明、合理有效的对外贸易摩擦应对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