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注的是“家庭与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这一问题式。具体而言,本文旨在研究“家庭”在19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具体表征,它可以是“人性”的象征,可以是“私领域”的场域,也可以是“封建”的载体等。家庭在文本中的比喻意是“新时期”政治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理解家庭以何种方式参与到不同流派及作家的现代化叙事可以帮助我们还原1980年代现代化的构筑过程,发现被现代化叙事遗漏与遮蔽的历史面相,进而思考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诸多难题。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在对“伤痕-反思”小说中“无人性的问题孩子”和“无人性的’文革’干部”两类叙事的考察中,尝试阐释“伤痕-反思”小说在“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的二元对立修辞批判中遗忘与屏蔽的历史内容。第二章论述了“改革文学”中三种不同群体与象征“私领域”家庭的差异关系暗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文化规范的更迭;而在农村题材的改革文学中,改革作家肯定了以发展家庭副业为主导方向的“新家庭”/“新人”的历史合法性,但通过剖析“改革新人”理解公/私的内在思维结构,会发现此“新人”身上沉积着“私权结合”的封建色素。第三章通过对“寻根小说”的解读,发现“寻根”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阿城与莫言等作家在民间/官方的二元对立中寻找非制度化的儒家“父子”认同,它们是“伤痕-反思”小说“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叙事模式的延展;而韩少功和王安忆对“传统家族”两副面孔的描写则折射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主体表述的深层困境。第四章勾勒先锋文学中存在的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指出其与“伤痕-反思”小说中革命/家庭二元对立的一致图景,并重点考察从“暴力型家庭”(历史)中走出来的“去历史化”个人的精神结构及其局限性。第五章以1980年代极具典型性的路遥为研究个案,剖析作家建构“理想现代化家庭”的话语实践方式,而其“理想型家庭”与“现实性家庭”之间的冲突则蕴含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第六章重点辨析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之间的关系,论述其小说中的“新家梦”与“家庭创伤”深深根植于19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