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行政约谈作为行政机关创新的一种行政执法方式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适用。我国长期深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的困扰,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觉醒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环境保护行政约谈制度,作为我国一种针对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进行环保履责监督的新型环境监督方式应运而生。一方面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亟待我们贯彻落实预防性原则,在环境问题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之虞对其加以治理。另一方面,我国由传统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环境领域执法模式也应开始随之转变,在此基础上,环境保护行政约谈在各地广泛实施起来。2014年《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的颁布,切实落实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实现“督企”向“督政”发生转变,该制度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行政约谈制度发展时间较短,在高层级立法的缺失和理论界对其研究的滞后,导致环境保护行政约谈制度理论构建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对于环境保护行政约谈制度进行研究,立足于国家层面约谈与地方层面约谈两个方面,结合具体的约谈实践案例,分析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借此反映出制度目前面临的困境,从制度的立法方面以及制度的实践运行方面两条路线进行分析。首先在法律供给问题上,目前有关约谈的法律依据不足且立法层级较低;其次在制度的内容方面,现有的各类文件立法内容规定混乱,缺乏权利救济机制,与相关制度之间内容衔接不够完善;最后关于制度实践运行问题上,长效性实效性不足,运行模式也偏重单向性。对于行政约谈理论界的争议,本文认为规制性的行政指导行为是目前对其最稳妥的定性,对其定性涉及到后续制度救济机制的构建,导致其完善落脚于非诉机制上。通过逐步提高立法位阶的方式,先行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上升为《环境保护约谈办法》,在环境保护行政约谈制度中构建相对人投诉机制、明确原则与理念、创造性地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对约谈后的整改行为进行监督。通过对环境保护行政约谈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后期制度的完善甚至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