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含三章。分析“心”字源初所具有的几个喻象,将“明德”/“知”作为“心”之“火藏”功能的展开。指示这些喻象作为儒道释思想内隐的核心特质,它们是如何被融会贯通在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理论体系中。第一章“心”的分析,“心”所具有的“土藏”和“火藏”功能,预示了一系列高层概念语簇群的萌发。心的火藏功能,指示“知”之“明”,是心能发挥“思”之功能的重要原因。同时,“心”与“泉”、“镜”这两个喻象的关联也极为紧密。本章尤其注重分析先秦孟、庄对“心”之理解、喻象之殊异,提出这里“一动一静”的差异,正是交融为阳明心学特质的两大基础来源。第二章“知”：心的功能分析,以圭峰宗密“灵知”、“寂知”为例,阐释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辩发展,如何将重心从“心”转移到了作为“心”之功能的“知”上；并指出阳明的“良知”学说,虽以孟子“四端”(幼芽)的“良知”思想为根基,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吸收了圭峰宗密以“光”为主要喻象的“灵知”思想。第三章“心”为字母的若干分析,以儒家古典思想为背景,将“心”作为“字母”和“大本”,从对“心”做动态理解基础上,分析由此生发出的一系列在儒家思想中具有核心话语意义的语簇群,如“仁”、“性”、“德”等,指出它们内在有一种自然生长、相互呼应的意义脉络。第二编含四章。以阳明心学文本为分析依据,在中西互通的坐标体系下,将对心学若干基本喻象的阐释分析,扩展到对中国古代思想整体气质的梳理上。第四章动水与静水,原始儒道对“水”喻象的使用,一偏静一偏动。水蒸发为气,流而为道,风吹而水文、直波,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包括：如何注经、如何循道、如何建立其一气蝉联的本体宇宙论,以及体用关系的讨论；“静水”之渊深明亮的喻象,则形成了“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的审美理念。第五章种子与植物,结合《周易》“复卦”和“恒卦”,阐释儒家建立在种子萌芽、生长之生命秩序基础上的“天时观”；“受中而生、中通而直”的“木”,为何成为中国古代关于“宇宙树”、“三才”、“人极”等的核心喻象；静静闭藏、收获的嘉谷,作为“时物”,得时而生、得时而落,正是“熟仁”的工夫；“和实生物”的世界观正是建立在“稼穑之甘”的基础上,“诚”在这里近似“真理”的展开,“贞”象征着“真理”的寂而闭藏。第六章日与镜,西方的“日”喻往往与作为上帝的“(光)泉”相通,中国则是“日”与“镜”喻在“照”的功能上相通。“日”“镜”都拿来象征人心,导致心学里更多承认个人成圣的可能性。“镜”的角度,决定了“境域”的展开程度,故可借用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来解释“心镜”和“画镜”的问题。第七章光与灵明,儒家更重视“光明”,道家更重视“葆光”、“知白守黑”。人心如同“光的种子”,修身并非为“自耀其明”,而是“回光照内”而惜明,这是儒家以“生色”、“玉德”为君子特质的原因。“心亮”、“语莹”,都是这颗“光的种子”的映现,“共通感”在这里如同涌动的火溪(Feuerbach),促成人人间的谅解,这也是真善美的大源。美作为光的闪耀,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际”倏忽间消融了。第三编含三章。从基本喻象入手,讨论中国古代诠释经典、修身悟道功夫的几种模型,并对镜喻阐释做一些补正说明,以引出在此基础上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路。第八章两种诠释法,“经”是从“直波”图象渐次引申而形成,中国人对“直”、“水之赴下”、“百川归海”的重视,导致大禹“治”水有了诠释和读书方法论上的象征意义。“注”、“疏”、“导”、“引”、“衍”等解经方式,都是将“经”理解为一种水道,必须顺势而为,将注者的生命体验注入其中,或将经典中凝结的生命经验导引而出。同时,经典被视为一种有机的生长物,读书是为了在“立德”的基础上养心。“天地之心”的存在,使我们能和古人达成一种“共通”的理解。第九章工夫论,与“水”喻相联系,有观动、观静两种修炼方法。前者近似于儒家的“善观春意”,后者多是老庄、佛家的静坐功夫。“立志”以“木”喻为模型,是较为纯粹的儒家工夫,如孟子“以志帅气”。阳明将其发展为按照树木生长秩序而阐发的工夫：立志如布种,灌溉使萌芽舒发,养正并删去繁枝,最后达到熟仁境界。同时,阳明的“磨镜”,也随学者资质高低而具有内在的分辨和次序。宋明理学家过多融入静坐而悟本体的佛老功夫,开始产生极为严重的“光景”问题,追求把捉光明心体而为病执。第十章补正和反思,对镜喻进行补正。分析阳明“心学”在何种程度上与朱熹理学存“通”而与象山心学有“异”。阳明先提“心”学,后提“致良知”,都未摆脱“知”(灵光)和“仁”(种子)在他理论中的微有罅隙。“以镜喻心”本自老庄,其与共通发动的“仁端”无涉；明镜应物“知”和光澈灵明“知”,来自融合老庄的宗密思想,本义为求空空大圆镜智。要将这些本身异质的喻象融入儒家以“仁”之“充实”、“感动”为基础的“心”、“良知”理论,就须付出艰苦努力。阳明尚能勉强圆融,在他后学处始分崩离析,或流于禅,或拘于儒,并不能完全理解阳明为何作此融合工作的苦心。镜的“反光”特性,在西方导向形成“反思”、“表象”、“思辨性”等形而上学概念,以致罗蒂断言西方“形而上学”成因乃在“巨镜之心”的图画；而在古代中国,镜的反光自照,或实或虚,同样形成令人头痛的“光景”问题。这正是值得我们深思之处。